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校报》
西学中用，关注中国城市实际问题
——访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吴缚龙教授
作者：校报记者 马昕琳
2017-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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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论坛发言之中，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学院教授吴缚龙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梳理了京津冀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对多种力量整合多个城市形成一个互锁且密集的巨型城市区域的见解。他认为这种空间特征的形成主要源于城市的规模和治理水平。对于一个巨型城市区域，其将城市间竞争转化为互惠合作的能力至关重要，而在形成功能性城市区域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类似于“城市病”的挑战，譬如北京的空气污染及城市拥堵问题。而解决这些巨型城市的特定问题，则必须放在更大的城市区域中去考虑。
巨型城市——关注其兴起与困境
吴缚龙首先分析了城市区域形成的成因，他将其首先归因于经济的扩散和集聚。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一旦经济行为集聚在大都市区域范围内，而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边界范围内，即出现了“城市区域”；其次，城市区域的形成与政策密不可分。许多区域层面的政策推动了典型城市区域的形成，譬如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和京津冀的滨海，针对这三个新区的标志性政策都与其所在的巨型城市区域相关。总体来说，城市之间的联系是比较松散的，但是这样的区域有局限，因为社会服务是分割的，即使比较市场化的服务在区域上面还是高度分割的。
就中国而言，吴缚龙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全球化进程已经导致了经济领域的区域化”，许多经济形式开始以区域化的面貌呈现：如国外直接投资、农村流动人口的急速增长等。相应地从宏观层面而言，国内当前区域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东中西部的区域梯度式发展被置于全国一盘棋的考量之中，出现了城市密集地区，即我们熟知的人口非常密集的城市区域：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而兴起的过程之中，区域主义的局限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市场与服务依旧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并不是所有的资源在区域里面都是高度流动的，土地的开发权由地方控制，导致全球市场的联结功能受到极大的压制；而企业型政府在成长之中往往遭遇一定区域主义的束缚，对以往的行政区经济形成了比较大的路径依赖；而区域层面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例如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工业经济的协调问题等；中央层面也介入区域协调问题，如北京正在进行的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外迁。
巨型城市——关注其治理与转型
尽管经济区域化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治理的问题”，这是吴缚龙演讲的一大关注点。针对巨型城市滋生的社会服务出现了分割的现象，吴缚龙分析了三种走势：一是产生了国家的新空间，这即是指国家在区域层面进行规划，如珠三角协同规划、长三角协同规划、京津冀规划，力求在整个区域层面上加强管控能力；二是由地方自发地进行联合性的城市群的打造，这实际上是地方为打造区域竞争力而做的功课；三是在区域上面出现了一些协调的机制，但这些协调机制大多是较为弱势的，不具有政治代表性。
由此可见，在区域层面上，城市区域是缺乏治理的，因而吴缚龙认为“有打造一个高能级的经济空间体的需求”；从国家治理角度来说，每个城市建设都是站在较高视野的，但是在区域层面缺少管理，造成很大问题，例如基础建设的重复建设等。国家为了建设一个有序的环境，需要从城市治理层面上升到区域治理层面，例如在长三角区域的协调规划和京津冀区域的协调规划。
吴缚龙认为，“在中国城市区域之中，目前来说不太可能短期形成真正意义的巨型城市区域”，多数以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区域治理，依旧是以郊区化、市域化为主导的传统思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的外溢，通过区域之间来协调外溢的问题；而当前来看，区域的治理在区域层面是一种技术治理，是一种区域的协调，往往有很强的中央政府、上级政府的参与，在这一体系之中的中心城市仍然是主体，并与行政等级密切相关。不可否认的是，“区域认同仍然比较弱”，因为行政区经济现象仍然存在，因而在城市区域上难以真正充分地吸收地方参与。“未来大都市的区域治理任重道远，亟需城市与区域理论的指导。”吴缚龙认为，在向好的蓝图之下，中外城市研究者仍需要深究这一问题，以推动中国城市研究理论范式的革新及借助转型的规划理念推动中国城市区域未来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