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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出自生活。2015年的春天，葛兆光先生曾来山大做过一场副标题“纳四夷入中华”的讲座。讲座结束时，王学典老师以往常惯用的山东滕州话发出了一席感叹：“大家有所不知，中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葛兆光先生吐露了一个让人惊异的事实，他看书看得，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成天和我的研究生说，你去图书馆看书不行吗？还整天在宿舍玩呢！你不把自己锻造成器，那工作能从天上掉下来吗？”2016年的夏天，儒学院的一场硕士开题报告中，不知话头为何，一位老师谈到：“现在我偶尔也喜欢看小岳岳的相声。”坐在一旁的张富祥老师侧头评问：“你喜欢看他们自己糟蹋自己啊。”在场老师均开怀而笑。
　　王学典老师的话反映了当今知识分子求学与生存间的关系，张富祥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评价反映了当今中华文化，尤其是时尚文化、娱乐文化现状的怪异之处。
　　仇鹿鸣的博士论文后记有一段趣事：由于在沪语之中“历史”与“律师”的发音相近，当被人问起专业时，常常会发生从“做律师很好的，赚大钱”到“历史，嗯嗯”这样的奇妙转折。喜爱探求真相和原因的历史学人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出现？抛开人们对各种职业不可除却的偏见外，难道是历史专业自身的问题？亦或是历史专业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历史专业培养人才的方法出了问题？
　　我曾问一个到香港交换并主动从山东大学本科申请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且成功了的同学———为什么要经常换来换去呢？同学坦诚说：“为了避免学术近亲。”我并不惊讶，在那之前也目睹一些同学发表类似观点。中国的学术史向来注重师法传承、学派互敬，“学术近亲”应当是个新事物。
　　2014年夏天，我心绪不定地给王学典老师发邮件询问“报考研究生”的事情，王学典老师不久便回复了，除“欢迎报考”的内容外，最后一句很特别：好好读书！这也是我收到的王学典老师唯一的一封邮件。
　　王学典老师任《文史哲》主编已逾十年，是历任时间最长的《文史哲》主编；《文史哲》英文版创刊后，老师更是没有最忙，只有更忙。基于这种条件，王老师能讲下来一学期32课时甚至48课时的研究生专业课，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简直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虽然如此，老师似乎不喜欢麻烦别人。在儒学院《人文学术方法论》课上，我提了暖水瓶过来，他也是一手支开道：“不用，我自己倒。”
　　本文副标题“王门师法管窥”有三个撰写契机：以往师兄师姐的学术论文与老师尤长的“史学理论与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一脉相承，积累已成规模；研究生求学期间，同门师兄弟之间的日常交游攀谈成为研究生求索进步的重要方法；随着通讯技术更易，注重知识性和安全性的“微信群聊”为“传达师门学术信息”提供可能。这还与上面提到的“学术近亲”与“历史专业培养人才的方法”有关。
　　“邯郸学步”的成语非常有名，而“学术近亲”看似是一种借助遗传学名词质疑“学派路数”的高明口号，本质上很可能已经成为历史范畴。没有计算机，没有数据库，没有高效高质的纸质及数字出版物，“学术近亲”尚且存在可能，求真致用的路子也可能越走越窄。但如今却大大不同，王学典老师曾在2014年冬季姚中秋先生来山大讲座时发表如下高见：随着电脑的普及，决定一个学者成败的，不再是他占有材料的多寡，而是其思想的高低。
　　钱穆先生和梁启超先生均有“历史研究法”相关名称的著作存世，这与中国传统史学“重私人撰著”有关，而专讲人才培养方法的著作似乎不多。将历史学划分到人文社会科学、讲究高产的当代，名山事业似乎要比过去更难有人问津。有呼唤真知的时代需求，就会有发奋求学的诚心问道者。如今的研究生已如过江之鲫，生存之道基于什么？或许就在“学门之师法”。
　　电影《师父》反映了近代北方武术界“不教真的”造成武术人才荒的窘境，而当今的各种学问也确有鱼目混珠之嫌。探索求真致用的道理，《倩女幽魂》中燕赤侠的一句话很值得思索。燕赤侠与树精姥姥大对决前，燕赤侠说：“那就比比谁的底子厚！”这就是侧重“功力”。王老师曾撰《治学的功力与见识》一文，分谈材料与思想的作用。仅凭借我个人对老师的直接观察，他曾谈到《哈耶克传》就在他床头，晚上再累也要读陶渊明和杜甫的诗来洗涤来自社会的喧嚣。据师兄与老师的聊天，就中国的各个省份而言，只有西藏尚未留下他的足迹。这可以与刘知几所谓的“学、识”相对应。至于刘知几所说的最重要的“才”则需要联系到一个人童年的喜好与志向，王老师曾在《告尼山学堂诸君》一文中说：“一个人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往取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语言文化的宝库中，成语、歇后语、俗语、俏皮话、反正话、绕口令等的确可谓蔚为大观，而俗语讲“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倘若将君子翻译为“the3real3person”，这类重德有学识的读书人和讲究学习语言艺术文化的“艺人”本来可极多共同语言。恰如张富祥老师之评价“小岳岳”的演绎———糟蹋自己与“贱萌”习气的同流合污反而成了不少当红艺人的“法宝”。温儒敏先生曾在2016年文学院的讲座中说：“我现在最反感的就是‘小鲜肉’这个词，太露骨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可能就是“才”的不同。
　　似乎上学侧重求真，工作侧重致用。有王门师兄曾谈到博士毕业后请教老师“有哪些工作可以推荐”，老师直答“……学校的书记刚退休啊，……学院的院长刚刚调走啊”。似乎老师在年轻时常像顾颉刚先生那样全力支持推荐有长进的学生作品，而近年老师对此愈加“吝啬”。杜甫诗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之。倘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老师指导学生致用工作的方法和上学求真的方法一致：修行在个人。
　　老师曾著文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历史文化是过去有闲和富裕的人才可以享受的。而与古人相比，当代人要有福气多了。作为青年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似乎属于常事，我在南澳阿德莱德孔子学院做汉语教师志愿者之际，恰逢一位曾做过护士，却喜爱《老子》、《四书》、陶渊明、李白的白人“老大爷”，他在香港出版的《周易读本》上以传统注疏方式做的笔记让我瞠目结舌,我问他这种方法怎么学到，他眼睛一亮，高兴地告诉了我———从中国的和尚那里学到的。
　　学问来自生活，最终也要还给生活。记得我在第二次到老师办公室聊天时，一个话题是“未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老师两手叉在胸口前，愉快、舒适而又自信地说：“像我现在所住的小区里，邻居间那么和睦，不是挺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