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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辈子，总是有着数也数不清的转折，但或多或少总有那么几个影响一生的转折，或沉或浮，或失或得，好像陀螺一样转来折去还总是回到了“人之初”前的动态平衡点上。对我来讲，这辈子影响一生的几个转折点多半发生在南开的这方水土上，实际上不管怎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四海为家，南开总是心底里的那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灵归宿，这也许是我最初时的第一个转折点，即我们全家从1956年回国后就把家安在那里的缘故吧。
　　我是在1973年那个动荡中的年头里从内蒙古（哲里木盟，当时是划给了吉林省）插队转折到南开读书的。也许是因为侨生的缘故吧，像我这样的“家庭条件”，在那样特殊的年代能上南开这样的名校，简直像做梦一般。虽然不晓得终极决定是谁作出的，但是至今还是对当时到我们盟招生的外文系孙老师和政经系的王老师，以及工宣队的王师傅心存永远的感激。
　　几年在农村背朝日头面向东北黑土地的劳作，以及之前那些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太多的折腾，我只想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把这些年来因时世艰辛而没自学完成的高中课程尽快补上，进而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圆多年来朝思暮想的上学梦，做一个对社会发展有更多贡献的人。当时的学生们在招生阶段或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知道被分配学习什么专业，我进入的是被同学间称为“南开之巅”的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因为当时学以致用的办学思维，此专业定向成颇为前沿的微波技术理论，也就是被翁新光老师戏称为“铜管匠”的专业。
　　入学后头3个月补高中课程，接着很快进入基础理论学习，当然重点还是放在了围绕半导体线路技术理论、电磁场理论等的专业学习上面。那时的南开，所有学生人数和校园规模当然不能和现在的同日而语，但是每天晚饭后到图书馆抢座占位看书学习却为我们所津津乐道，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幸运在那里找到一席之位埋头苦读。怎么让这些大部分只具有小学、初中教育水平并在社会上沉浮多年的学生们尽快补好课？怎么让干涩的各种原理、理论和计算方法，用最容易理解的大白话让这些热血青年们接受、理解、并联系实际融会贯通？这些问题让老师们伤透脑筋。那时候“一把大锉捅破窗户纸”成了学习微积分的经典教学法，也有了徐大鹏同学在自学小组的学习中，和周达明老师关于三极管和变压器的放大作用辩论了整整一上午的美谈。我父母在1970年就开始教授恢复大学招生后的第一批学生，从农村回家时，在饭桌上或闲谈中听到最多的是如何教好这些特殊的学生，两人还相互认真地切磋、交流，甚至具体到怎么教学生们作实验的技巧，耳染目濡，我就特能理解那时当大学教师们的艰辛和苦心。
　　到后来的两年，我们专业的两个班组合成天津港船舶进港导航仪、微波测距仪和电视机研制的3个科研项目小分队，到现场一边学习一边钻研项目。我被分配到导航仪分队，进驻了在塘沽的天津港务局大院，事后想起来，自觉我所在的导航仪分队生活是最绚烂多彩的，不仅有幸第一次登上当时国内不是很多的远洋万吨巨轮，也经历了苦守野外发射台的寂寞，或风浪中试验导航仪时，驳船深夜在航道边滩涂上搁浅的煎熬，或同学们在海河入海口游泳几乎被冲进防潮闸的惊险，还有走进渔村，在海滩“拾网眼”的乐趣和引起的无限遐想；但最刻骨铭心是在毕业的那个1976年，整个一年就有太多的世界级大事发生了，包括自告奋勇地和同学们赴唐山挖掘低一年级的光学专业班在地震中罹难的老师、同学们的遗体。也就是在那个大地震中，我们导航仪小分队的一员，家住唐山的华克骁同学第一个离开了我们。
　　毕业后不管左转右折到了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有时和朋友们神侃时，他们说我的这辈子就像一本书。是呀，从南开大学幼儿园，天南大附小、附中，到南开大学的大学生活，有太多围绕南开的美好回忆了，有太多通过南开进行人生哲理的学习和探讨了。我们这些同学，是在那样一个扭曲的年代里度过大学生活，虽然“生不逢时”，但我们并没有沉沦，我们也同样刻苦地学习过，也曾使我情不自禁地拿我们的大学生活跟父母常回忆起的西南联大学生生活进行比较。无论如何，尽管在我们经历过的那样特定的年代里，南开精神底蕴依旧，南开文化底蕴依旧，南开人的底蕴依旧；我们也在南开的熏陶下，在恩师们言传身教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实践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为社会的进化，尽了我们的最大努力。南开是我们生命乐章里的最强音，我们也是爱南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