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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章程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完 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法律保障。按照与现代高 等教育管理制度相适应的章程办大学，早已成为法治理念在高等教育 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追本溯源，中国的大学章程起源于1901年袁世 凯上奏光绪皇帝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即《山东大学堂章 程》。
　　《山东大学堂章程》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具有一定意义的法律效力 和较为突出的法律特征。1901年9月14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 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山东巡抚 袁世凯看到光绪皇帝的上谕后，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试办山东大学堂 的奏折及暂行章程，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光绪皇帝，认 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 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 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系统地概述了山东试办大学堂兴学 培才、立本强国的要旨。奏本中附上了甚为完备详尽的《山东试办大学 堂暂行章程》，十月初六日，光绪皇帝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 门知道，单并发。”与此同时，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 转饬各省，要求各省参照办理。奏陈得到清廷照准，并颁布全国各省参 照办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就此正名为《山东大学堂章程》。
　　《山东大学堂章程》在中国近代大学堂创办和运行过程中发挥了 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指导作用。光绪皇帝1901年9月14日的上谕， 只是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地将书院改为学堂，至于应该怎样改，改 了以后又应该如何办理，并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而《山东大学堂 章程》恰恰在这种情况之下，提供了一个应该如何改和怎样办理学堂 的具体而又可以操作的模式，在当时中国书院改学堂的大潮中开风气 之先，使书院改学堂运动有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和依据，在全国影响很 大。这一点可以从许多地方的督抚学政在有关书院改学堂的奏折中得 到印证，许多地方的督抚学政均直言无讳，称学堂“课程、等级、班次， 不外山东章程”，或者是“仿照山东章程，就本省情形、现有财力”变通 办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山东大学堂章程》在中国近代大学堂发端 起始和实际办理的过程中，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山东大学堂）办学章 程的作用，而是在全国大学堂的办理过程中发挥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重 要指导作用。
　　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的眼光来看，《山东大学堂章程》不仅在中国 大学肇始之初和办理过程中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而且对于当 前推动依法治校进程，建立并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仍具有很多现实的 启发意义。《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学堂 经费4章共96节，对于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其 中许多鉴于时局而又不囿于时局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值得我们进 一步深入挖掘和发扬光大。
　　第一，办学兴校以育人强国为根本。《山东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 一节中即明确规定：“务各实事求是，力戒虚浮，节为明达用之材，仰副 朝廷图治作人之至意”。第三章第八节中明确指出：“俾人人知时局之 艰难，国恩之深重，感而思奋，穷而思通”，“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 人材，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 身家”。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该章程将大学堂、学生的命运与国家民 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办理大学堂是为“为天下储人材，为国家 图富强”的根本目的，引导学生了解时局之艰难，感受国恩之深重，“感 而思奋，穷而思通”，通过求学成才，实现报效国家的理想。
　　第二，办学育人德才并举，以德为先。第一章第七节规定，大学堂 筹办事宜“总以择聘教习，挑选学生为第一要义”，体现了办学兴校以 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根本的理念；选择录取学生与现在大学录取学 生的程序有所不同，学生入学以后，还有进一步的详细考察过程，第一 章第十八节规定“考取学生入堂后，应责成监督、教习详查该生心术品 行是否不逾范围，材质口音是否能有成就，于三个月后查明，据实呈报 总办、总教习、严加考察，以定去留”，并且强调“其有心术不正，品行不 端者，材质口音虽优，亦不留堂肄业”，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规定“学生毕 业后，即由总办、总教习选择心术端正学术渊博之士，呈请资遣出洋留 学”，如此等等，该章程中多次明确将“心术品行”方面的考察及其重要性 置于“材质口音”和“学术渊博”之上，更加重视“心术”、“品行”等属于德 性范畴的品质，将其作为详细考察、是否录取培养和以及资遣留洋的重 要标准，是大学堂办学育人德才并举、以德为先理念的具体体现。
　　第三，崇实尚学，扫除积习，把教学作为学校第一要务。《山东大学 堂章程》第一章第七节中规定：“大学堂首贵崇实，应扫除积习，力戒糜 费。”在数千年传统教育方式根深蒂固、积习甚厚的环境里，欲要改变 旧制度、旧风气、旧观念而倡建新式大学堂，“首贵崇实，扫除积习，力 戒糜费”直指要害，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深具力图改革创新 的意味。第二章第十一节规定：“业精于勤，学生无事不准请假。”第十二 节规定：“有愿备览学堂规制者，亦由司宾引导，惟功课未毕不得引入讲 堂，教习亦不得于功课未毕以前会客。其有谒总办、总教习、监督、委员 者，如功课未毕，亦须绕避讲堂延入旁室接见，或即在客厅接见，以免耽 误课程。学生不得与闲杂人等私相往来，惟亲族准许到堂看视，仍须俟功 课毕时方能通知。”这些严格细致的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工作的中 心地位和重要性，避免了无关事项耽误正常的教学工作。另外，第二章第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节规定，中学、西学教习均须按照课程认真督课， 各有专责，不得时常请假，致误课程，如有违犯堂规，不勤其职者，轻则议 罚，重则撤换，不得稍涉瞻徇迁就，亦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教习认真负责， 各司其职，尽心做好教学工作。就当时情形而言，其崇实尚学、保证教学 工作的良苦用心可谓深矣！
　　第四，中西并举，具有显明时代特征和国际化视野的办学思路。该 章程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认为“学生出洋游学最易成就”，第一章第十一 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规定了暂派中学教习、西学华教习和西学洋教 习的名额，在办学之初及确定了中西并重的办学思路。延续了“师夷长 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化办学的 眼光。周学熙任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总办（校长）时，即主持编印了《中学 正宗》和《西学要领》，在当时旧的教育体制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另外， 官立大学堂开设之初，不但聘请了清末进士宋书升等30余人任经学 教习，还聘请了美国人赫士为第一任总教习（教务长），回国留学生沙 庆、孔祥柯等任科学教习，另外还聘有美、英、德、日籍教习8人。到 1914年，山东大学堂共培养学生770余名，选送了59名留学生，其中 到欧美留学的11人，到日本留学的48人，在日本留学的徐镜心、张柏 言等人加入同盟会，为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山东大 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还规定“附设译书局一所，添派中外译员 数名，选译政学、艺学各种新书，以备学堂课程之用”，山东大学堂对于 中西并举办学思路的探索和培养人才的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力行朴素的独立办学和民主办学的思想。《山东大学堂章 程》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规定：“学堂一切应办事务，除载在章程应责成 总办、总教习实力奉行外，其未经载入章程暨应随时酌量因革损益各 事宜，应预由总教习商同总办，传集本堂监督、教习各员公同会议，共 决从违，以昭明允而杜偏倚。”并进一步强调：“惟此系以本堂人员会议 本堂事件，并不预闻外事，自毋庸另派外人入堂会议。”一方面，该章程 为“本堂人员会议本堂事件”奠定了制度基础，力行独立办学之思想； 另一方面，总办、总教习、监督、教习“公同会议，共决从违”，亦为大学 堂建立了朴素的民主管理思想和基本的制度保障。
　　总而言之，《山东大学堂章程》本身具有完备详尽的体系，在中国 近代大学的创办和运行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中国 近代大学制度建设，总结百余年的办学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 于我们建立并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进一 步深入研究。
　　注：相关资料取自《山东大学堂章程》、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 及《山东大学百年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