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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学一直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在清代地位尤其尊崇。梁启超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六节《清代经学之建设》中说：“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的唯一生命。”《红楼梦》作者、编者们生活于清代学术全盛的雍乾之际；所居所游（小说中也提到）的南北二京，姑苏维扬，自明代开始就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他们对当时的经学氛围，必然能“呼吸而领会之”，并在这部伟大作品中表现出来。
　　嘉庆《京都竹枝词》：“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这首诗讽刺当时风俗学术之荒唐堕落，犹如今天讽刺人们对赵本山、小沈阳之类无赖猾头表演，趋之若狂，以为世道人心之忧，自然过于夸张；把《红楼梦》与毒品相提并论，也拟于不伦。自明代开始，经史之学堕落为羔雁之具，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传奇，渐化腐朽为神奇，以日用平常，阐性命天理。李开先比《水浒》于《史记》；汤显祖以传奇阐性理；乾隆帝宠臣刘墉对于弟子英和说，不读坊间传奇小说，则不传衣钵。第一个将“经学”与“红学”并论的华亭朱昌鼎（子美），其点评《红楼梦》现存南京博物馆，保证发明经义不少。
　　基于以上原因，研究《红楼梦》必须“一通经学”。建议欲研究《红楼梦》者做以下储备：
　　1、熟读《四书》，不要求达到《红楼梦》中十岁左右少男少女那样高的水平———他们脑中已有《四书》全文检索，甚至连程朱小注也“背得出”(最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开“四书”课的彭林教授，能训练十岁左右的童男童女不仅熟背四书，而且连《五经》中最诘屈聱牙的《尚书》都全文背诵）。
　　2、略通《五经》，不要求达到《红楼梦》中西洋金发女郎真真国女儿“能讲《五经》”的水平（这绝对不是告诉读者孔孟儒学流毒海外），但各经不能偏废，孔子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而仁过则柔（徒善不足以为政），义过则暴，智过则诈，礼过则烦（则淫、则拘），乐过则荒，刑过则惨，若不博涉群经，折衷会通，其不流于偏颇烦乱者几希。
　　3、知经学之源流，辨今、古之分合，明汉、宋之得失，识程朱、陆王之是非，特别是清代由陆王而程朱，由程朱而许郑，由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的 “倒卷帘”之阶段性与连续性，与风俗人心特别是文学的相互影响，必须有所了解。非此则必犯二十世纪所谓红学大师们把“虚比浮词”视为“反程朱”，把批判 “文死谏”视为否定封建道德的弱智幼儿般的错误。
　　4、了解儒学与佛、道二教的相互影响，认识论、本体论上的“三教合流”在小说中的表现。
　　5、若能做到以上四点，基本对古人属辞比事 “借事明义”的表述习惯有所了解，虽神鬼妄诞，不妨权假形容，孔子感麟作《春秋》，为汉立法，而《石头记》宝玉湘云，各有麒麟，正演史外传心。通乎此例，则必然唾弃胡适之徒强加在《红楼梦》上老老实实自然主义之类洋桂冠。
　　6、若不能做到以上各点，至少对《红楼梦》命意，千万不要研究，研究了也必然是废品。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惟此事没有任何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