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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 年4 月12 日，在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主办的“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合作发掘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和“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成功入选“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此，校报记者采访了考古文博学院参与上述项目的张弛教授和陈建立教授，请他们详细介绍两大考古发现的来龙去脉。

桐木岭遗址全景

桐木岭遗址功能分区
　　

桐木岭遗址使用坩埚砌筑的房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参与合作发掘的“湖南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成功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已经是考古文博学院参与的冶金考古项目第三次获评有“考古界奥斯卡”之称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发现的始末，我们采访了参与该考古发掘项目的陈建立教授。
    实验室里，陈建立将桐木岭矿冶遗址的发掘过程娓娓道来。湖南省桂阳县矿藏资源丰富，冶金历史悠久，矿冶遗存很多，当地文化部门、当地学者以及对本土文化感兴趣的人们一直积极进行着关于矿冶遗址及其相关文献的搜索和调查。2015年9月，在桂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下，陈建立教授来到桂阳县对古代矿冶遗址进行考察。对于“为什么最终选定桐木岭遗址为发掘对象”这个问题，陈建立解说道：“当地矿冶遗存很多，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进行发掘，是因为桐木岭遗址基本上没有被破坏，废弃后基本没有人类活动，保存状况非常好，有相对完整的遗存，而且遗址所在的地方目前属于公共土地，就土地性质来说相对容易利用。另外，这里的交通情况也比较好，适于将来保护利用与展示。”
    2016年7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对桐木岭矿冶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初步研究。首要的工作便是确定遗址范围。考察队首先找出遗存遗物最丰富的地方，以此为中心向四边辐射，借助钻探、遥感、无人机拍摄等各种技术手段，最终将遗物分布最远的界限与遗址的范围、面积确定下来。遗址发掘工作自7月开始，9月进入大规模发掘阶段，12月结束，共持续了半年时间。“考虑到将来要建遗址公园，发掘出来的遗物和遗存都需要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我们既要科学地揭示它的价值，又要很好地进行保护，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陈建立说。
    桂阳县自西汉时期就设有专门负责金属开采与炼铸的“金官”，但桐木岭冶炼遗址的年代较晚，为明末清初时期，主要冶炼当时用于铸造钱币的重要金属——锌。对于这一古代冶炼厂的建成和废弃时间的判定，陈建立教授为我们科普了一系列的判断依据：“首先，从文献记载可以找到线索。《天工开物》里面就有记载，锌的冶炼本来是没有的，最先开始炼锌的地方在太行山、荆州、衡州一带，桂阳在明代就属于衡州的范围，也就是说，至少在明代末期湖南这边就已经开始了炼锌。其次，从出土的遗物中，也找到了明清时期的瓷器、钱币等可以确定年代的遗物。另外，桂阳当地的文献记载、官员写给朝廷中央政府的报文以及朝廷中央的批示等材料也可以佐证它的年代。”
    提到出土遗物，陈建立和实验室助理热情地带记者参观了从遗址现场带回来用于科学分析的坩埚，并耐心地解释不同形态的坩埚、炉子的形制以及冶炼设施的功用等等。陈建立说：“发掘过程中，各方面的遗物都需要进行研究，比如不同的冶炼设施，它的燃料、矿石，反映矿工生活的房屋、生活用具等等。这些出土的遗物，乃至遗址所在的地形地貌等各方面信息都是古代冶炼情况判断和遗址功能分区复原的重要依据。”
    此次桐木岭冶炼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发现了“多金属一体冶炼”工艺，这无疑是中国手工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凸显了古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对于研究古代手工业场址的功能分区、工艺流程、生产规模、工人的生活及生产力状况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该项目入选“考古十大新发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陈建立告诉记者：“分析一个考古成果要从它的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研究意义来看。研究过程中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们这次的研究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搞清楚它的技术工艺和文化特征。并且，我们选用的方法是多学科结合的方法，在整个发掘过程中，融汇了历史地理、田野发掘、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各个学科的人员，共同开展工作，几方面通力配合，从不同层面来研究一个问题。而在工作成果上，我们发现了多金属一体冶炼的现象。多金属冶炼在技术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创造，它的发现将我们冶金史上的文献记载从实物上给予了证实，使我们可以通过冶金活动探究明清时期的国家经济制度。”
    至今，考古文博学院参与的冶金考古项目连续三次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陈建立每次都参与其中。谈及自己对考古的感受，物理学科出身的陈建立一直强调兴趣的重要性：“任何一个工作，只有喜欢去做，才能一直做下去。兴趣与坚持可以推动学科的发展。”“就和警察破案一样，我们慢慢地找到了一些线索，逐渐发现了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律，这是最吸引我们的。就和你们问我的问题一样，它的年代是什么时候？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就需要我们去档案馆查阅各种文献、档案、地方志，访谈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矿工，通过他们了解一些传统的技术，了解他们的信仰和家族谱系变迁，以及是否有相关的祭祀活动。通过一个遗址的综合研究，让无法说话的遗物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动态的人群和社会，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桐木岭遗址发掘是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的矿冶考古新突破，从这几年“十大发现”的评选上也可以看到，考古学界对冶金考古或矿冶考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陈建立认为，其原因在于冶金活动是一种重要的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对资源的占有以及重要物资的流通在国家经济和政治活动中有重大作用。这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国家性的行为，对它的研究其实是研究古代社会和国家行为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材料，也可以为文明的进程、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提供更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