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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一张口便是真心实语，一开嗓便是惊天动地。这便是八十年代给我的感觉，简单纯粹、不羁的潇洒、初生牛犊的无畏，还有一份面对新世界的茫然。
　　改革开放是把枪，枪声一响，那些刚刚醒来的血气方刚的弄潮儿，面对着全世界五花八门的文化，无比激动。在流行文化的初创时期，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的胸襟是最为广阔的，他们热情地吸收着这世界上一切闪着光点的文化，美国人的一场摇滚演唱会伴随着刚刚萌发的城市文化，躁动起了一批年轻人。
　　《摇滚年代》掀起了一股“霹雳舞”的热浪，带有理性主义的选择是艰难的，那些辞去“铁饭碗”，勇敢地去追求梦想的 “新新人类”面对着周遭的不屑与不解，用舞蹈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世界观和爱情观。这些先锋者的身影应该被铭记，因为那是一代人苍白的呐喊，就如文艺复兴时期孤独又弱小的新兴资产阶级，可正是他们的呐喊把文化创新带到了中国，新旧两种文化的碰撞，撞出了进步的火花。
　　著名演员陈佩斯说过 “笑是人民的基本需求。”八十年代，哭的日子过去了，文艺工作者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把笑这个基本需求带给大家。中国人苦了好几个世纪了，是到好好笑一笑的时候了。于是便有 《二子开店》、《傻帽经理》这样啼笑皆非的电影。电影用幽默的手法塑造了“二子”这样的不被人看好的小人物，为我们展现了底层人民面对新时期变革的尴尬与智慧。其实细想想，如今中国服务行业中的中坚力量，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当初那些被当做笑话般嘲弄的“二子”们，而当年那群不被人看好的 “二子”成了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且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
　　八十年代有一个不能忘记的名字———王朔。他和他的作品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丑态和真善美。他借用《顽主》三个主人公之口歌颂着城市文化，歌颂着真善美，歌颂着年轻人对梦想那种肆无忌惮的追求，这种歌颂不是谄媚，而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给老百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同时，他也在骂着这个社会中的脏，这个社会的丑，王朔用一种反讽的方式，用话糙理不糙的语言鞭挞着人的虚伪、贪婪、伪善。他看到了传统文化腐朽落后的一面，但却无法提出更完美的方案，所以他即使看透了一切，却也是非常无奈的。
　　彩电的大规模降价，让八十年代的每个中国家庭都拥有了一台自己的电视机。1989年， 《公关小姐》一播出便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这部仅有22集的电视连续剧在服装、化妆、布景等方面不如现在电视剧的一半水平，但这部电视剧展现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人物，每个人都能在这部电视剧找到自己的身影。 《公关小姐》的播出就像打开了泄洪的闸口，一批优秀电视剧相继亮相。《围城》、 《编辑部的故事》、 《渴望》等等，都成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流行音乐的天下，一阵 “西北风”刮过了大江南北。崔健的 《一无所有》唱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积压已久的情感，那个时候的卡拉OK里人们似乎都在吼着 《一无所有》、吼着 《信天游》、吼着 《黄土高坡》。那个时代的人们面对时代转型的压力以及游子离乡的苦闷似乎一下子找到了闸门，随着这一声吼吼了出去。这是一代人的呐喊与释放，带有民族腔调的歌曲，唱出了民众自我意识，唱出了大众对民族音乐的认同。
　　以重大革命历史为题材的电影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大决战》、 《开国大典》、 《周恩来》一部部弘扬主旋律的电影不仅没有将电影带入乏善可陈的尴尬境地，反而有极高的艺术观赏性，这种既能适应市场又依然表达真善美主题的优秀电影，在以表达个人感情为主的电影市场中异军突起，它收获的不仅仅是可观的票房，更是一次艺术性升华。
　　“我要从南走到北，也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八十年代的人们是一群在迷雾与荆棘中奋然前行的苦行僧，他们是时代的开拓者和试水者，也正是这些在泥潭中勇敢地蹒跚前行的人留下的脚印，带领我们走向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如果我们今天在文化领域取得一点辉煌的、值得说道的功绩，也都要感谢八十年代的拓荒者为我们开拓的这条通往文化繁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