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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MIT，是麻省理工学院为庆祝2011年建院150周年在2010年出版、推出的一部献礼之作。该书通过回顾、梳理麻省理工学院发展史，再现、展示了在其发展面临重大矛盾、挑战和多种选择的关键时间节点时，学院决策者是如何大胆抉择、自我革新、不断推进发展的具体历程，深入系统总结麻省理工学院发展为世界名校的成功经验，并为其21世纪的新发展进一步明确思路和理念的。阅读这本书，对大学教育工作者来说，不但可以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史有个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也可以从其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对大学发展之道有新的感悟和启迪，有助于我们思考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和理念，怎样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大学与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等的重要关系，怎样更加科学地创建和发展。
建立于19世纪6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从建院开始就把“mind and hand”(知行合一)作为校训和座右铭。创始人威廉·巴顿·罗杰斯明锐而深刻地捕捉到了人类社会从手工时代到工业时代的巨大转变，意识到美国要实现工业化亟需一种培养工程人才的新教育，以满足社会对科技实用人才的需求。他开创的新教育，一方面强调对基础学科的重视，使学生能掌握科学的基本原理，有牢固的科学基础和背景；另一方面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通过建立以实验室为依托的教学、培养系统，使得学生能够熟悉各种工艺流程和实践，有很强的操作和适应能力。这种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了独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新模式，引领了工程教育早期发展的潮流，使学院在建院初期的短短二三十年间，就声名鹊起，其毕业生闻名美国工程界。
进入20世纪，伴随着工程教育学院、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以实用为导向、以培养工程人才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也承受着培养的人才“比较单向”的批评和指责，其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日益丧失，未来发展究竟该如何选择成为摆在了学院领导面前的头号难题。虽然对未来发展之路有着激烈的争论和不同的认识，最终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选择了通过扩展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建立研究实验室、开展研究生项目等多种举措，奋力实现从应用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的全面转变，以培养能创造性解决各种问题的工业领导者。为了强化研究功能，这一时期麻省理工学院发展把重心放在广泛与大小企业开展合作上，建立联合研究实验室，强化对企业面临重大问题的研究，既巩固和保持自己注重应用的传统，服务工业，推进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又通过服务企业获取发展资金的支持，进一步大力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然而伴随着服务企业的各种研究协议的签订及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却带来了自身主动研究和教学等任务受到妨碍、学校学术自由自治性受到干扰等严重问题。30年代后期，麻省理工学院果断地调整自身与企业的关系，转向寻求国家支持和帮助，使其与企业的合作保持在合理的范围，能确保自己的主动性和自由性。
从20世纪40年代起到60年代末，二战的到来，以及后来的冷战和越南战争，使麻省理工学院被迫无可奈何地卷入了战争模式。服务美国打赢战争，成为了学院首要的任务和第一位的功能。麻省理工学院参与到了高科技武器研发、扩大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重要的军工项目，是美国高校中获得国防研究资金资助最多的高校，也使自己与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共存发展，国家的支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的主要依靠。为了更好地服务军工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一批跨学科、拥有最著名的研究者、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在解决重大军事研究问题中不断在新科技新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和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对现代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也培养了大批学科领头人和研究巨人，使麻省理工学院在通信、计算、航天学等领域一跃处于世界研究的前沿，展现出超人的创新、创造能力，得到了世界的高度认可和广泛赞誉。参与军工项目研究、获取国家资金的雄厚支持，在促进麻省理工学院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其研究人员和学生快速增加和整个办学规模的极度膨胀。庞大的规模和结构使得学院运转和管理面临官僚主义盛行和低效率等多种弊端，严重制约着麻省理工学院的健康发展。
二战后，如何适应后战争年代的形势和要求，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全面审视自己战争运行模式和管理，科学评估其带来的利弊，并尝试着手改革。建立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院就是这一尝试的重要成果，企图通过深化人文学科教育和研究，拓展教育视野，促进创新人才培养。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和越南战争，使这一尝试和反思没有全面贯彻下去。60年代末美国民众反战思潮的涌起、社会价值观的新变革等，促使麻省理工学院再次自我革新，向战时管理和运行模式开刀，刮骨疗伤。学院决策者忍着剧痛将一些重要的特殊实验室剥离出去，以减肥瘦身、保持适度的规模。进一步改革课程体系，大量增加人文学科课程的比重，用人类文明和价值熏陶和塑造学生，使他们能清晰地认知和把握自己研究行为的价值和社会后果。与此同时，更加注重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大量削减军工研究项目，把研究的重点聚焦民用的重大问题，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合作，降低学院对国家的过度依赖。70年代，为响应美国总统打赢“癌症战争”的呼吁，集中力量进行生命科学研究，在生命科学领域创新成果迸出，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引领者和重镇，为美国及世界健康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9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不避家丑，关注性别歧视问题，出台多种举措解决女性研究者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扩大人员的多样性。进入21世纪，麻省理工学院一如既往地贯彻自己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围绕可持续能源发展等全球性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始终作为创新、创造的引领者的角色出现在世界的面前，是世界高等教育学习和借鉴的风向标。
150多年间，麻省理工学院从一个工程人才培养小校，发展为科技创新能力凸显的世界著名大学，其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型跨越，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矫正发展理念和道路的复杂过程。麻省理工学院成功之道的背后，彰显的是学院决策者和师生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大胆决策，不断探索大学发展之道的努力和尝试。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什么是大学发展之道给予了很好的阐释和例证，有利于后起大学好好学习和借鉴，在吸取的基础上更好地丰富和发展。
一是大学的价值和使命问题。一所大学之所以在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肯定和支持，关键在于这所大学对社会的影响、贡献和价值。因而，服务社会、更好地奉献社会是一所大学的价值和使命所在，也是大学能立足社会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大学不是封闭的、孤立的，而是开放地面向社会，把解决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自己科学研究攻关的聚集点和着眼点。麻省理工学院之所以得到世界的认可，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紧跟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在破解问题、应对挑战中，推进社会发展，赢得社会的认可。无论是早期培养亟需的工程人才，还是后来的军工研究、生命科学研究、可持续能源研究等等，都是紧跟时代需要、响应时代问题而动。作为多依靠国家大力资助的中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更应该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实现自己价值和使命的重要依托和途径，在奉献国家和人民中赢得赞誉和发展。
二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问题。这个问题是伴随着大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长期而普遍的问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过于强调哪一方，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过于注重基础研究，忽视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就可能高高漂浮找不着创新的根基；过于注重应用研究，忽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就容易囿于一域迷失创新的方向。把基础研究教育和应用研究教育结合起来，把人文学科研究教育和理工学科研究教育统一起来，特别通过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攻关来找到实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以相互促进的着眼点和平台是世界著名大学发展的普遍选择和做法。麻省理工学院更是把实现这一结合作为自己的长期追求，二战期间其之所以重大成就不断，重要的就是在研究重大问题中实现研究和应用的统一，实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统一。当前在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大学需要更好地找到二者结合的重大问题、前沿问题这个载体和途径，找准社会亟需加强研究的重大问题。没有重大问题作为粘合剂，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就容易各行其是，很难形成创新的合力。
三是大学与企业、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大学基本运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都需要源源不断的雄厚资金支持。充裕的资金投入是一所大学勇攀科学高峰、不断前进的基本条件和保障。这就要求大学重视并处理好企业、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不断得到它们的认可和肯定，进而得到资金等的支持，为学校发展提供强大的外部助力。从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来看，大学与企业、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依赖关系，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又必须建立一种以自我为中心，较为主动、独立和自由的关系，不能过分地依赖其中的任何一种关系，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学术自由和管理自治。把服务企业、社会和国家，作为大学获得支持的重要条件，但这种服务不能对大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中心任务等形成妨碍和限制，这是提供服务的底线。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大学有时超越社会，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策源地，承担着从价值上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特别是面对社会短暂的波动和混乱，应有坚守和定力，沉着自信；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价值观的积极变革，大学又必须跟上社会改变的步伐，根据民众的舆论要求调整发展任务和目标，树立形象，赢得信任。麻省理工学院在20世纪70年代果断压缩军工研究项目等就是回应社会批评的重要举措。恰当把握、处理大学和社会的关系，需要大学领导者和师生对时代和价值的变迁有着透彻而理性的认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决策，保持二者的良性关系。从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来看，作为国家的一种组织和机构，大学有义务、有责任服务国家发展和战略。但是大学作为学术研究、探索真理、培养人才的组织和机构，又有超越国家限制，着眼整个人类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学在服务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又需要用世界的眼光、人类普遍的价值来权衡和审视，多做一些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可的事情，少做学术界较为一致反对的事情，谨慎处理大学与国家、世界的关系。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