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1960年我7岁。这一年，大饥荒席卷了全中国，冬天袭向我们村庄。大饥荒给我最恐怖的印象是：“饿”。一个人长期无任何东西可吃，这太可怕了。一个冬季，我们村因饿（病交加）死亡7人。
“张老三”与磨坊躲雨的人
一天中午，下着雨。我有气无力地坐在门槛上看着远处路上的行人。突然，发现一个陌生人从路上下来，跌跌撞撞地拐进了门前远处的磨坊。全村早已断粮，磨坊是闲置的，空无一人。这人是从村西头汉江河码头下船路过这里的。他进去干什么呢？躲雨吗？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专注地观察着。雨停了，仍不见那人出来。我觉得不对劲，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去喊‘张老三’ 看看。”
　　“张老三”是村里一个光棍汉，小时候被抓去当“壮丁”，解放军“百万大军过长江”时俘虏了他，被编入解放军，后参加抗美援朝，打完仗复员回乡，在外漂泊半生。我小时候听人唱那支歌：“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还以为就是唱他呢。“张老三”浑身枪疤，共产党、国民党、美国兵都在他身上留下印记。他见多识广，不信邪，不怕死，但对我们小孩很好。谁家大人打小孩，他都要上前护着，发现外村人欺服我们村小孩，他敢上前与人家拼命。记得“文革”中外村的“红卫兵”与我们闹事，追到村里来。“张老三”知道后把衣服一脱，朝“红卫兵”面前一站，拍着胸膛说：“先数数老子身上的枪疤，数不清？滚蛋。”“红卫兵”都知道他天不怕地不怕，惹不起，乖乖撤了。“张老三”还讲过在国民党军队的一些事。一次败仗，他曾把死人的脑花子涂得自己满脸满脑都是，躺在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还有一回，他们被解放军围了十多天，弹尽粮绝，他曾吃过死人肉。他说：“人肉在锅里炒时还会蹦，很嫩。”他刚被抓去当“壮丁”时很小，给连长当“勤务兵”。连长太太经常要他挠痒，“张老三”很烦。一回连长太太又要他挠痒，他铆足劲狠狠挠了几家伙，痛得连长太太跳了起来，把他五花大绑关了禁闭，差一点枪毙。在朝鲜战场上，“张老三”冻掉了两个脚趾头，现在走路还不稳。“张老三”还有好多故事，都是真家伙。小孩听多了晚上不敢出门，睡觉老尿床。
　　我找到“张老三”时，他正歪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听我一说，强撑着爬起来跟我去了。这时磨坊已来了一些人，那个躲雨的行人已经死了。发现他嘴里、手里都是磨坊里撒落在地上的面粉和泥土混合在一起的尘土，这个人显然是太饿太饿了。“张老三”找来一架板车，把死人抱上去，拉到村外荒野里。他先挖一个坑，把死人放进去，再用席片把死人的脸盖住，
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埋土。当埋到死人双脚时，发现死人穿着一双半新的鞋子，“张老三”毫不犹豫地把它脱下来穿在自己脚上，把自已的破鞋换给死人穿上。然后，拍拍屁股走了。
　　雨，又下起来了。
二表姐来了
1960年的冬季是漫长的，大饥荒如瘟疫一般，赖在村子里不肯退去。
　　人们千方百计找吃的。学校放了假让学生去找吃的，农民不干活了去找吃的，城里人到乡下找吃的，人们到亲戚家找吃的，有的人家把女儿卖给别人换吃的。
　　村里有一块种过花生的地，每天有人来这里寻找散落在地里的花生，把这块地翻了一遍又一遍。偶而找到几颗花生，已经发芽，如获至宝。野菜挖光了，榆树皮也被剥去吃了。糠、麸皮、红薯藤、棉花籽、喂牲口的豆饼、豆腐渣都被人们吃了。
　　村里有个麦秸垛子，堆着脱粒后的麦秸。我们一群小孩每天在这里寻找遗落的麦粒，半天可以捡一小撮，象金豆儿一般金贵。
　　一天，我正在麦秸垛专心致志地寻找麦粒，母亲喊我回家，告诉我：“二表姐来了。”
　　二表姐是二姨的女儿，正上中学。二表姐喜欢看书，写诗，经常带书给我看。我上学前已能认很多字，背很多诗，都是二表姐和我大伯母教的。我六七岁便囫囵吞枣地看过 《三家巷》、《苦斗》、《家》、《红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等长篇小说。我能一夜不睡，走马观花的把厚厚的一本书“突击”完，第二天交给二表姐带走。七八岁时我便模仿着编故事（包括我后来搞创作），都是受二表姐的影响，我与二表姐感情很深。二表姐每次来是我最幸福的时光。然而，这次二表姐一来就痛哭不止，原来她父亲前天饿死了，全家断粮好长时间了。
　　这次二表姐是来求援的。可我们也是家徒四壁，别说“家无融夜粮”，连当夜之粮都没有啊。母亲安慰二表姐，在我家住下了。第二天一早，母亲将家里仅存的几个萝卜分出一半，让二表姐赶紧拿回去救命，母亲将二表姐送出村后又为我们寻找吃的去了。
　　天刚亮，我还在睡。突然，门被推开了，我以为是母亲回来了。不是，是二表姐，她又返回来了。只见她蹑手蹑脚走进屋，把我家的萝卜又拿起两个装进自已的篮子，犹豫了一下，又放回一个，然后轻轻地走到我的床前，帮我掖掖被子，走了。我装着睡熟了，听着二表姐远去的脚步声，泪水一下涌了出来。
　　几年后，二表姐出嫁了。那时我已上小学了，二表姐坚持不要“伴娘”陪送，而要我以弟弟的身份伴送她
到婆家。
秀子与“黄南瓜”
我们村以7条生命的代价熬过了漫长的1960年大饥荒冬季。春天终于来了，庄稼长起来了。命悬一线的人们有了希望。特别是村外那一片豆地，长势很好。豆秧上结满了蚕豆角、豌豆角，挂着一串串红、黄、蓝、白各色豆花，香气扑鼻。
　　未成熟的蚕豆可以生吃，豌豆角很甜，馋得我们一群小孩在豆地旁边唱：“豌豆角/弯弯的/我偏要吃当官的/当官拿枪我拿炮/一炮轰掉官的帽/蚕豆角/两头撬/老子不吃肚子饿……”
　　这童谣不知是谁编的，已经反映出了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不少人向队干部提议：把豆角分给社员几斤，救救命吧。可民兵排长“黄南瓜”坚决反对。“黄南瓜”相貌丑陋，凶神恶煞，是响铛铛的贫农，阶级斗争观念强，每次运动都是积极份子，经常捆人、打人。谁家小孩调皮，说一声“黄南瓜来了”，立马乖了。因其姓黄，人们背后都叫他“黄南瓜”。“黄南瓜”每天背着枪在豆地巡逻，夜深人静时还朝天放两枪，以震摄村民。
　　但是，再严厉的“王法”也挡不住人们求生的欲望。熬过了一个冬季的人们再也撑不住了。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敢以身示法的竟是秀子。秀子是我们村里的一枝花，文文静静，一说话脸就红。其父已故，母亲是个瞎子，丈夫是外村招来的上门女婿，会剃头。秀子有5个孩子，一个个嗷嗷待哺。秀子实在没有半步退路可走了。深夜，她偷偷摸进豆地，摘了一袋豆角。正当她准备回家时，“黄南瓜”出现了。原来“黄南瓜”早盯上了她。“黄南瓜”用枪抵住秀子，要把她押到大队游街。秀子吓瘫了，跪地求绕。“黄南瓜”说：“好吧，放你一马，豆角归你，你身子归我。”秀子只好就范。
　　秀子回家后大病一场，从此疯了。她成天披头散发，畅襟露怀，到处乱跑，见人就下跪。更可怜的是她的那几个孩子，饿得满地乱爬，见着蚂蚁都抓起来吃，谁见谁流泪。人们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无不对“黄南瓜”恨之入骨。“张老三”曾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老子要宰了 ‘黄南瓜’！”
　　“一报还一报”。“黄南瓜”的报应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黄南瓜”仍然是运动积极份子，刷标语，通知开会，布置会场，组织游行，十分活跃。那天大队开群众大会，“黄南瓜”带领大家喊口号。也是他恶命该绝，竟然把“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的口号喊错了，将“打倒”两字与伟大领袖连到了一起。群众先是惊愕，随后愤怒，接着高呼“打倒现形反革命份子黄南瓜！”
　　这时，“张老三”出现了。他说：“我们要把现形反
革命份子交给公社造反组织处理。”随即上前扒光了“黄南瓜”的上衣，一脚将“黄南瓜”踹倒，拿出绳子将他捆了起来。“黄南瓜”嗷嗷大叫，渐渐地，声音小了。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张老三”捆“黄南瓜”用的这一招叫“索命扣”：绳子是浸过水的细麻绳，又扒光了“黄南瓜”的衣服，将他反剪双臂，紧紧一勒，丝丝入扣。“黄南瓜”气血不通，不用一个时辰，不死也残。人们用手扶拖拉机把“黄南瓜”运到公社交给了造反组织。当夜，“黄南瓜”就咽了气。
　　后来公社来人调查，说这捆人的方法不是一般人所为，问是谁捆的。全村人都回答：“不知道。”于是此事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
志山媳妇与她的两个孩子
1960年大饥荒终于过去了。大饥荒结束的标志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基本结束，早庄稼可以用来“渡命”了，但饥饿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阴影将挥之不去，伴随终身。
　　这一年种花生时节，我们村又死去两个小孩。这一天，生产队种花生。社员被编成两人一组，一人刨窝，一人下种。过去有过这样的事：花生种子被种花生的人偷吃了，而地里并没下种，等花生出苗时才发现，已经晚了。为了防止再出这种事，队长宣布了今年种花生的新规定：第一，种花生前所有社员饱餐一顿花生，可以敞开肚皮吃饱，但不准带走，衣兜都要缝起来。第二，今年的花生种子都拌了农药，谁偷吃，死人不偿命。
　　这两条规定一宣布，社员皆大欢喜。于是，队长一声命下：“开吃。”乖乖，眨眼功夫，吃去几麻袋花生。很快，有人受不了了，有叫肚子痛的，有拉稀不止的，有叫口渴的，洋相百出，不过这一招真灵，那一年花生出苗率最高。
　　但是，还是出事了。当天，志山媳妇也在种花生，也听到了队长宣布：今年花生种子拌了农药，但她不相信队长真会那么干，她以为肯定是吓唬吓唬大家，所以她还是把两把花生种子巧妙地放进了自已卷起的袖管裤管里，带了回去。到家后，她把花生种子放在一个碗里。她想，先放一段时间，就是有农药，时间长了也会失效。没料到，这碗里的花生种子当晚就被她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发现了，被一粒不剩地吃了。第二天一早，志山媳妇喊两个孩子吃饭，怎么也叫不醒，孩子已全身冰冷。志山媳妇再找碗里的花生种子，已经没有了。两口子痛不欲生，但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后来志山两口子再没生孩子。
　　有一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祭祖，远远看见荒野里有两个老人在低矮的坟头焚烧纸钱。侄儿告诉我，这就是志山和他媳妇，在为他两个早逝的儿子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