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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 年经历“文革”的中国法学教 育，开始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沐浴着这股 春风，我于1979 年踏入北京政法学院开 始了自己的法律人生，说来很巧，到今年 整整满30 年了。1979 年入校时是北京政 法学院，1983 年毕业时更名为中国政法 大学，所以79 级学生既是北京政法学院 复办后的第一届学生，也是中国政法大学 的第一届毕业生。
　　拎着马扎上课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高中毕业后先 到农村插队，再到工厂务工，我所在的单 位是华北电管局的一个机械站，专门负责 华北地区的电厂建设，每天开着日本进口 的八吨五十铃大翻斗车奔波于各个电厂 工地拉沙石土方。高考恢复后，工厂里喜 欢学习的几个青年工人聚在一起复习，一 个老工程师成了我们的老师。对于我们这 些知识处于严重饥渴状态的年轻人而言， 只要能上学，学什么都可以。我当时的分 数可以报人民大学，但老工程师说政法学 院招的人多，还是稳妥为好。就这样选择 了北京政法学院。
　　1977 年有3 所学校设立了法律专业 并招生，77 级法律专业毕业生共计223 人。北京政法学院是“文革”的重灾区，学 院解散，教师下放、校园被瓜分，1977 年 不可能招生，经过两年的恢复和重建于 1979 年招收第一届学生，一招就是12 个 班共计420 多人。
　　记得来校报到的那天，一进校门就怀 疑自己走错了，楼前空地有敲鼓拉胡琴 的，有小孩踢腿练功的，还有三三两两昂 首挺胸迈着舞蹈步的少男少女行走在不 大的校园里。这到底是哪儿呀，原来政法 学院只要回来一个教学楼、一个宿舍楼、一 个小食堂，勉强把第一届学生放下，其他的 地方还由北京戏校和北京歌舞团继续使 用，就这样两类气质迥然不同的学子们在 一个校园里为自己的理想各自拼搏着。
　　虽然校园不完整，但也有好处呀，79 级同学都知道当时想睡懒觉可不容易，除 非那种超级睡虫型的，因为戏校的学生早 早就起来练功了，咿咿呀呀吊嗓子的声音 逼着你下床用功，稍有偷懒念头的也会羞 愧难当，那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起早用功， 何况我等肩负祖国法治建设重任的学子 们呢……虽然这只是调侃，但当时79 级 的刻苦学习是被所有老师认同的。
　　学校没有图书馆，就将教学楼中的大 教室改造成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且保证每 个班有自己的固定教室，随着80 和81 级 的入校，教室不够用，教学楼里老师的办 公室统统搬到了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夏天 太阳晒透房顶酷热难耐，冬天没有暖气要 靠火炉取暖。教学设备短缺，有一段时间 我们是拎着马扎上课的，双腿就是书桌， 但一点儿没有影响师生对孟德斯鸠、卢梭 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 的思考。
　　课程设置摆脱“文革”遗风虽然是复办，但凭着北京政法学院坚 实的基础以及老师们思想的解放，4 年课 程的安排丰富而有体系，学校开设了马列 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逻辑学、汉 语(古代汉语)、中共党史、法学理论、宪 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 法、刑事侦查与法医学、婚姻法、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政治、中 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及外国法律思想 史、公共外语(英语、俄语)和法律英语等课 程，甚至在三四年级时，还开设了外国刑 法、外国民法、日本民法等课程供学生们选 修。总之，课程的设置已经摆脱了“文革”只 讲政治的遗风，体系完整而科学，使我们第 一届学生得到了很好的法学系统化教育， 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用教材有两种，一种是政法学院老 师编写的，组建教研室之后，老师们就没 有过寒暑假，集中研究和编写教材，许多 教材成为我国“文革”之后该学科的第一 本教材，例如钱骅老师主编的《国际私 法》。民法、刑法等学科用的都是我校老师 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为法学学科的发展 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还有一种就是选 择的经典教材，例如当时我们国际法使用 的是1980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二次 印刷)的《奥本海国际法》，该书由王铁崖 教授和陈体强教授翻译，二位老师是我国 国际法泰斗式人物，王铁崖生前一直担任 国际法学会的会长，并且担任联合国国际 法院法官多年。该书被西方法学界奉为权 威的国际法著作和教科书，尽管原书出版 已经多年，但在国际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正是老师们的高水平和智慧一开始就将我 们引入到了神圣的法学殿堂，使我们在学 业上不走弯路，在事业上夯实基础。
　　难忘恩师情从小学到大学，遇到的老师，到底有 多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很难记得清楚， 但是上大学时授课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举 手投足经常在眼前浮现，甚至在讲课时我 会有意无意地去模仿他们。
　　江平老师当年是民法教研室的主任， 给我们讲授“民法”，先生讲课时的情绪之 饱满，思想之深邃，逻辑之清晰无人能比。 先生不仅课讲得好，做人也好，记得有一 次一个年轻老师给我们上课，话筒有些问 题，是江老师亲自来帮助拉线、调试，直到 正常上课了他才离开。79 级的每次聚会， 江老师都会到场，都会讲话，让我们再一 次沐浴春风。记得“相识20 年”的聚会上， 江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30 年相 聚时都能到场，第一要保重身体，第二要 廉洁奉公，不要缺席。恩师的教诲滋润着 每一个同学的心田。转眼10 年过去了，今 年的金秋时节79 级将在北京相聚，我想 全体同学会以实际行动向恩师递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
　　还有讲授“民法分论”的张佩霖老师， 讲授婚姻法的巫昌贞老师，案例信手拈 来、取之不尽、丰富多彩，叙述案例言简意 赅，在案例的讲授中，相关法律条文被诠 释得淋漓尽致、通俗易懂。二位老师堪称 幽默大师，讲课十分风趣。
　　政法大学老一辈教师中有四大才女， 即婚姻法的巫昌贞老师、法制史的薛梅卿 老师、刑事诉讼法的严端老师、法理学和 宪法学的孙丙珠老师。十分幸运，她们都 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她们讲课声音中气十 足，神采飞扬，无处不散发着学识渊博的 女教授独有的魅力光芒。还有国际法的钱 骅、吴焕宁和周仁老师，将当时最难懂的 国际法讲得妙趣横生。这些老师大多数具 有研究生学历，是我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的毕业生，“文革”之前就已经执教多年， “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但是他们毫无 怨言，作为学科带头人，复办之后为祖国 的法学教育事业默默耕耘。他们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立法参与者，许多 法律和规章均出自他们之手。
　　毕业于海外名校的国际法教授朱奇 武、汪暄两位老先生当时虽已年过六旬， 以带研究生为主，但时不时会给我们这些 本科学生做个讲座，偶尔冒出来的流利的 英语听得我们目瞪口呆，也激励着一些同 学发奋补习英语。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入 学时的英语是从 ABC 开始的，但5 年(做 了一年律师)之后居然考取了赴英国学习 的律师班，结业后通过了英国的律师资格 考试，现供职于一所国际律师事务所，事 业做的有声有色。
　　现在许多大名鼎鼎的教授们都是我 们的老师，像赵相林老师、樊崇义老师、梁 淑英老师、刘金国老师、马登民老师、刘廷 吉老师等等。那时的他们风华正茂，意气 风发地站在讲台上，深入浅出地讲解着深 奥的法学理论和规则，鼓舞着我们为祖国 的法治建设而努力读书。还有一位当时拥 有众多粉丝的讲授古汉语的小老师，年龄 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有的学生年龄还 小，但是古汉语底子十分丰厚，绝佳的口 才、渊博的知识、优雅的气质带领我们走 进中国历史，开始着迷于对中国历史和文 化的学习和研究。她就是现在中国政法大 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徐世 虹老师。
　　常言道，一个学校老师是魂，教授是 宝，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虽然条件艰苦，但在这些辛勤园丁的培育 下我们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4 年大学生 活，这4 年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而引路 人就是这些老师。在2009 年的教师节，我 要给我的老师们深深地鞠一躬，衷心地感 谢他们，祝福他们，愿他们永远健康快乐！
　　（本文摘自《法制日报周末》2009 年9 月11 日第16 版，作者杜新丽，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私法研究所 所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