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振头村位于石家庄市郊区西南方10华里左右，是原白求恩医科大学转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华北解放区10余年的最后一处驻地。1950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从这里迁往天津市，建立第一军医大学。
　　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坚持在农村办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培养了4000余名各类医务人员，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奇迹。我在振头村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学校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产生了永不磨灭的影响。1949年12月，我们一行20余人从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奉命调到北京，总后勤部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向我们介绍白求恩医科大学（当时称华北医科大学）情况时，叮嘱我们要做好从城市到农村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几天后我们坐了一夜火车，清晨到了石家庄市。跟着迎接我们的张颖之同志，穿过了石家庄市区，走过了漫长的田间小路，来到村口挂着一块搪瓷牌子的振头村。我怀着非常犹豫的心情，按照城市里大学的形象，寻找学校的踪迹，直到走进了设在农家院里的校部办公室，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学校的所在地。我将要去工作的药理教研室是和微生物教研室同在另一个农家院落里。除了还有几个教研室是在小学的校舍里，学校其他各个部门、宿舍、食堂等等都分散在农家。难怪进村之后无法辨认学校究竟在哪里。走进教研室只有简单陈旧的设备，也多半是接受援助和从战争中缴获来的。标本、模型、图表是教师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自己绘制的，生理、药理用的记纹鼓也是教师用旧的留声机改制的。几十台显微镜中只有一台较好的能供给教师备课和制作标本使用，因为房屋紧张，我们在教研室里是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点着棉籽油灯读书备课，有时是在院子里做实验。千方百计地保证教学质量，任何困难都不能影响教学，耽误工作，是全体教师的共同意志和行为准则。我也下定决心，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新的情况，全身心地投入新的战斗。
　　经过一段时间，我逐渐熟悉了周围的情况。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集聚了一大批具有崇高理想、冲破重重阻力、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忠诚、精干的教师、干部队伍。有些人是从美国、日本留学回国的，更多是在国内知名医学院校工作或者是毕业后直接投身革命的。近几年来又补充了许多本校的优秀毕业生。仅在药理教研室的10名教师中，就有华北地区资深药学专家和来自国内的著名医学院校的毕业生7人。他们经受了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无怨无悔地工作着。还有一批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忠实的国际友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奥地利籍教师傅莱就是在这农家土屋里研制出可供外用的青霉素，解决了战场救护的急需。日籍著名病理学家田人教授，培养了教学骨干力量，解决了临床诊断的难题，指导制作了大量病理标本。正是这一支教师队伍，在进入天津后，成为建设现代化军医大学的骨干力量。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这些五湖四海的人们，穿上了同样的军装，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的精神，感染了我，鼓舞了我，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949年 11月 12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主要创建者之一白求恩逝世10周年，我们来到振头村时，纪念活动刚刚结束，我接受教育的第一课，是参观了设在药理教研室院内的白求恩事迹展览室，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白求恩的感人事迹，也是使我心灵震撼的最大的一次。在这只有几十平方米的展室内，反复看了近一个上午。正是白求恩精神的传承，形成了学校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光荣传统。永远激励着我们代代相传，这是我们的神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