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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岁大片《叶问》红遍中国，让氤氲在侠文化中的中国人又一次领略到大侠的风采。主人翁叶问在民族危亡关头的作为也再一次激发了国人对中国传统侠义文化的探讨。
　　侠在甲骨文中的形象是两个人持一把刀扶持一个弱小的人。可见侠源之处的涵义为扶弱。然而，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侠在诸子百家中也有着不同的形象。侠作为一种社会事物，在“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期，儒墨两家为其塑造了人格、注入了灵魂。
　　韩非子在其名著《五蠹》篇中首次将侠区分为“墨侠”和“儒侠”。从侠源来看，侠似乎更接近于墨家。墨家提倡“兼爱”、“非攻”，与侠源的锄强扶弱有着天然的亲近性。
　　现在看来，墨侠都是和平主义者。他们追求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为此他们还建立了有着精干部队的维和机构“墨家”。他们没有周天子的授权，没有财政拨款，有的只是对强权的憎恶，对弱小的同情与帮助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因而他们注定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欣赏，在流血漂橹的战国时代他们无力改变强国对弱国的鲸吞。统治者讨厌他们“违法犯禁”，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强权者眼中无异于武侠小说中的“魔教”。随着儒家的强势崛起，墨家的式微也便不足为奇了。
　　与墨侠精神内涵不同的是，儒侠提倡“仁”、“智”、“勇”。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的思想无疑对侠作了一次重新定义，儒侠提倡以自身的道德去教化别人，反对动辄诉诸武力。“勇”只不过是被迫使用的手段，“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侠在儒家文化中完成了一次嬗变，以至于后世将荆轲等人视为“恐怖分子”而非“游侠”。
　　然而自汉代至晚清，侠又迎来了它另一次蜕变。满清朝纲不振，误国殃民，激起国人强烈愤慨。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复兴了墨侠不畏强暴的殉道精神。谭嗣同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奈和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而革命党人更是以敢死的精神推动着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侠已并非男人的专利。“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鉴湖女侠秋瑾提“千金宝刀”投身到惨烈的革命斗争中去，足见当时中国社会危机之严重，侠义文化影响之深，国破家亡之时，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
　　侠在此时迎来了又一个高峰，同时也走向了末路。《近代侠义英雄传》借大侠霍元甲之口指出了侠者的局限———“现在打仗全用枪炮，能在几千里外把人打死，纵有飞天的本领，也无处使用”。侠在无奈中淡出了历史舞台。正如秋瑾的绝命词所描述的那样———秋风秋雨愁杀人。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略读侠者的风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