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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大学 - 《青海民族大学校报》

已成往事 却难忘记

作者:◆ 冯有寿    
2016-12-30     (0)
     怀念依依

    我在青海民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青海民族大学读书、工作、退休、度晚年已有四十六年了,读藏文到用藏文四十六年,专门学藏文、毕业留校工作四十二年。从入校到现在的六十四年中,我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也见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我对那些品德高尚的院系领导和学识渊博、教学有方的诸位恩师一直怀念在心,并将永远铭记在心。

现在,我见到六十年前的老师和干部,像我熟悉的马诚、史静波、王敬民、王千一、史明鉴等等,感到特别亲切,希望他们安康长寿……

    初入母校

    1956年以前,学校用过三个校名,一是青海干部训练班,194912月成立;第二个是人民公学,第三个是民族公学。那时候,学校的全部任务是培养民族地区党政干部,1953年开始,成立了初中部,学生来源一是过去省上领导、社会知名人士、牧区上层人士的子女,像杨新胜是张仲良的侄子,刘致祥是赵寿山的外甥,余世忠是周仁山的通讯员,谢健、谢伟是谢高峰的儿子,官育骥是海西州头人官保加的儿子等等。这部分学员大致有20余人,被编为初一甲班;二是从社会上招进来的,像我,还有马如珍等,被编为初一乙班;除外还有文艺班、干训班、语文班等,相当于一个系部。文艺班有管弦乐队和舞蹈队,培养了青海省大批的文艺骨干。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对民族教育的待遇非常优厚。以我们的清真灶为例,一日三餐,天天四菜一汤,加白面馒头大米饭,几乎天天如此。1949年到1951年,学校发的灰色军装,因为当时还有剿匪任务。到我上初中时,改发标准的学生服,有冬装夏装,冬装分棉衣、棉裤、棉鞋加全套内衣以及一件大衣;夏装是两套单衣、两件花衬衣、两双布鞋、一双球鞋。都是量身定衣、量脚定鞋,非常合身。床铺发的是床垫,“太平洋”床单,褥子、枕头、枕巾、花被,每人一个脸盆、一条毛巾、一块太原回民化工厂生产的清真香皂、上海产“草原牌”清真牙膏。每月发两张洗澡票,澡堂就在西宁市大兴街,名叫“福瑞池”;学校有理发室,每月让学生理一次发,每人每月有四元津贴,每年的寒暑假发给生活费及往返路费。

    温志忠家的一张照片

    在我的记忆里,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来过我的母校视察,当时的西北局、省委领导也经常来校视察,关心大家的学习生活。有一次,我进了温志忠校长家,发现他家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中好像是西北局领导人习仲勋、杨静仁和校领导温志忠在我校的校园里交谈的场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官员都到过这里参观,说明国家领导以及社会人士对青海民族教育的重视和关怀。

    当时的西北局领导习仲勋对我们学校也很了解,对学校里的一些人也很熟悉。据前面提到的杨新胜给我讲,早年他到南京搞一次调查,正好碰到了习仲勋,习仲勋也一眼认出了他,就问:“你不是杨新胜吗,现在在哪里工作呀?”杨新胜回答:“我就是杨新胜,现在在干训部工作。”习仲勋听了有点不解,便说:“啊,还在干训部?”过后就给马万里打电话,“杨新胜是早期的学员,留校工作时间长,好好安排一下嘛。”

    之后,马万里先后三次找杨新胜,问他有什么个人想法。杨新胜就是一句话,只想当一名老师,其他什么想法也没有。最后,马万里就给杨新胜在省财校安排了一套最大最好的房子。

    这套房子,杨新胜至今还在住呢。

    参加青海民族学院成立大会

    当时的校址还在湟水北岸的中庄,依山傍水。1956920日,师生们被召集到青海民族公学和青海干部学校合建的一座礼堂开大会,只见台上坐了很多领导,大多不认识,温志忠校长宣布大会开始,这时,教育厅长桑热嘉措宣读国务院命令,说是通过国务院什么会议研究,决定将青海民族公学更名为青海民族学院,全场一片欢腾……

    当日夜里,学校里举行盛大的宴会,高档的酒水、丰盛的菜肴不断地端上桌子,大家一边享受着,一边高兴地谈论着。随后,交谊舞、歌舞、电影纷纷登场,到了午夜,还让大家分享夜宵。师生们狂欢一夜,那种心情,难以言表。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欢庆的那一幕好像还在昨天。

    初开藏文班

    记得是在19574月,学校招收了一个藏文班,招来的学员年龄都偏大,当时给他们的待遇更好,配备的老师也非常棒。像著名的藏文老师夏日东、白光达烈、敏生智,语文老师冯育柱,数学老师涂钜尧等。当时出现了一个插曲,青海民族学院宣布成立后,记得当时国务院给刻制的学校铜质印章全名为“青海省民族学院”,就为一个“省”字,这批初招的藏文班学员一致提议要去掉,刻成“青海民族学院”,学校则一直解释和劝说,但劝不下去,一直示威,省上知情后,就把他们转入西北民族学院,在该院被编为“藏文九班”。这个藏文班在青海民族学院就成了昙花一现。

    藏文系的诞生

    195711月,学校决定高三班提前毕业,转入大学,专攻藏文,藏文系就此诞生。

温志忠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国家需要藏汉翻译的高级人才,我院就要担负起这个培养任务,高三班提前毕业转入藏文班,实际就是进入高级翻译班。

    听了温志忠校长的讲话,同学们立刻拍手欢迎,一是感谢学校的培养决定和定位,二是表示要努力学习,完成学业。这就是青海民族学院藏文系的开端。

    建系初期,没有完整的教学大纲、无固定的教材,可谓举步维艰。而有幸的是当时的藏文老师夏日东、白光达烈、毛继祖、郑蔚贤、格桑宗哲、夏吾才让、李建文等,汉文老师冯育柱、胡安良、程祥徽等都是一流的好老师,能成为他们的学生当然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当时上学,哪像现在这样,动不动还有这样那样的事儿,使学业无法一以贯之。19585月,我被抽调到海南州做党的政策宣传工作,到6月中旬才回到学校;当时正在推行人民公社运动,学生们还被派到农村宣传“一大二公”;之后又有一场深翻土地的活动,当时由我、贾晞儒、毛继祖、郑蔚贤等,在现在校医院那块地方搞深翻,都挖到1.6米深了;之后,大炼钢铁开始了,我们班的同学负责烧砖,白天黑夜打,炉子轮流烧……

    一项“成果”

    当时,学校对师生有一个要求,就是搞一些科学实验活动,记得我和沈梅叶要制造一台收音机,最后做成一台大型朝外插式收音机,当时正值省上的国庆十周年游行大会,没想到这台收音机还能当成一项科研成果,抬到游行队伍中加以展示。

学校迁址困难袭来

    1958年兰新铁路开建,学校在中庄的校址要被铁路占用,学校分别迁入现在预科位置的粮食学校和瓦窑沟的银行学校暂时过渡,到1959年初,粮食学校成为校本部。当时已进入国家困难时期,当年3月份,食堂开始供应“水煮青稞”,非常难吃,当时的校领导郭若珍还到食堂亲自下厨,我们就去找他,告诉他“水煮青稞”,硬得很,吃不下,让他想办法解决。郭若珍回答:“现在,建设青海的内地工程技术人员来的很多,粮食加工赶不上,省上正在修建粮油加工厂,以后就会好一些,吃水煮青稞是暂时的。”到4月份,伙食开始限量了,同学们一下就吃不饱了,因为肚子饿,课堂上就坚持不下来。后来开始喝拌汤,加的大豆叶子,用脸盆盛来分,一人一马勺,更是吃不饱了。

    10月份,又派我到民和县马场垣的金星大队征粮,当时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剩下的只是些玉米棒子,像征粮这样艰巨的任务让我一个学生去完成,结果可想而知。两个月后,我就返回学校,但收效甚微。

    在学校,我们在帐篷里学习,因为只能喝拌汤,加上又冷,尿多得受不了,就央求夏日东老师提前下课;到了夜里,又冷又饿,尿又多,那种滋味,至今难忘。

    兰采开荒

    兰采,就在黄南州同仁县。19603月,为了解决师生的吃饭问题,全体同学被派到那里开垦荒地,大家背着行囊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赶到那里。当时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天开垦一亩地,每顿只给清清的一茶杯米汤,完不成任务就没饭吃。我还算身体强健,不仅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能帮助别人,身体也没出现浮肿的情况,而好多同学则浮肿不堪。我最后还获了个劳动模范奖,奖品是一件衬衣,那可是用生命换来的呀。5月底,要求一律返校,同学们浮肿得哪能走路,赶到学校时基本都垮了,躺在宿舍起不来,一直到了8月份。

    南下果洛

    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又有了新的任务,就是走出校门搜集民间文学。中文系、藏文系的同学被派往青南果洛的班玛县、久治县开展田野调查,10月份才回来。期间获得以《格萨尔王传》为主的民间文学资料五六十本。回到学校,发现学校礼堂每晚放映电影,让学生们自由欣赏,说是提倡劳逸结合。

    到了1961年,我们基本不上课,要求个人自行翻译810篇文章,内容从《格萨尔王传》《阿库东巴的故事》《猴鸟故事》中自由选取。我的翻译任务到10月份就完成了,一项新的劳动任务又来了。

    青海湖上打鱼队

    打鱼队选了十五六个人,王沛然任队长,陈执夫任副队长,肖媛为随队医生,我们班派的是我和谢健二人。

    我们乘一辆卡车一路颠簸,来到青海湖东北角一个沙丘上,只见一大一小两顶帐篷,挖有一个地窝子,安得一口大锅;离帐篷一里远就是打鱼作业点,那里有一个木制渔船,看上去十分破旧,有一张渔网,两条网绳,七八件救生衣像枕头连起来一样。

    作业时间为晚上九点到深夜两点,一晚上要捕捞三网鱼,捕完鱼回到帐篷,没有电,也没有夜餐,只好躺在被子上休息,到四五点钟,海面上从西到东大浪翻滚,推进岸边五六米远,所以,三网鱼必须早早打完,要不然湖水起浪了,就无法作业。

    早晨九点,我们就起床了,每人发一个馒头、半条湟鱼,吃完后每天派一人背着一个破麻袋到草原上捡牛粪,当时的草原植被很差,牛羊也很少,跑十几里路才能拣到一麻袋牛粪,我们遭遇的是蚊虫叮咬、野狗扑来、饿狼袭击。我准备了一根青冈木的棍子,用来打狗护身,我身体强,胆子大,反应灵敏,还算没受伤害。牛粪捡回来就到下午一两点了,如果谁捡不到牛粪,就不会给午饭吃,没有柴火,拿啥做鱼,所以,捡牛粪的任务很艰巨,也时常有人身安全的危险,如果完成任务了,还是一个馒头、半条湟鱼。吃完,就得到作业点补网、检查网绳、检查渔船是否漏水、检查是否有断绳现象,因为这些情况都不能出现,否则会出现生命危险。晚上七点钟又回到帐篷,又是一个馒头、半条湟鱼。因为没有淡水,没有多余的燃料,两个多月来,没吃一顿蔬菜,没喝一口开水,没吃一顿面条,半碗鱼汤权当开水,天天如此。

    捕鱼时,我们就得下水,海水盐碱重,腐蚀得腿上出血,大小腿皲裂,钻心的疼实难忍受。学校听到反映,送来几桶黄油,发给大家抹在腿上,结果是一下水黄油就被冲洗掉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后来慢慢适应了,可皮肤变得像松树皮一样,厚厚的,粗粗的。

    打渔的渔网长有30多米,宽有10米左右,上有塑料浮漂,拉开后把鱼围到浅水处,大家就赤身裸体跳入水中捕捞,一条一条往岸上扔,大约半小时,一网鱼就全扔到岸上了。

鱼也很大,足有五六斤重,在湖水里捕鱼,大家就像过泼水节一样,不洗脸、粗皮肤的我们就是这样苦中寻乐。

    捞完鱼,几个人把网拉展,几个人把网叠起来,我和谢健、纪广贤就专门负责把他们叠好的网,抬起来往渔船上装,一夜都是赤条条的。

    打鱼中间,总务处的王平处长还来慰问队员。这一天,大家坐在沙滩上,听处长在做慰问讲话,他说:“大家好,我代表学校党委来慰问你们……”话还没有讲完,一位名字叫李它热的同学说话了:“王处长,我们吃饭降温哎(方言“不太饱”的意思)。”王处长听了,以为饭不热,就说:“还可以烧热了吃嘛,打鱼的地方,还可以多吃些鱼嘛。”队长王沛然听了这话说道:“不行,我是队长,吃多吃少我说了算,他们只能吃半条鱼。”王处长一听来气了,说道:“我是党委派来的,我说了算!”

    本来,我们还想给王处长反映这里的情况,请求学校给我们配备发电机、手摇鼓风机以及常用药品等,以便能自己发电,省去捡牛粪的苦和危险,可他俩这么一吵,慰问场面不欢而散,问题没能提上,倒气得王处长装上鱼就气冲冲回校了。

    我们的作业点离公路很远,离牧民点也很远,有个伤势急病什么的就比较难处理,我们的随队医生肖媛也没过多长时间就回去了。

    后来,学校把王沛然调回去述职,述完职就被开除了,随夫人去湟源了。

    再过了五六天,学校派车接我们回校了。

    打鱼队,作业两个月,以每天三网鱼、每网六七百斤计,至少收获湟鱼大约60吨,也为当时艰难中学习工作的师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回到学校时,我们的衣服被盐碱腐蚀得几乎成了打鱼的网。

    留校工作

    打渔回来,得知我班大部分同学毕业留校,我也在留校名单之中。第一次发工资,拿到的是65.52元,当时觉得不对劲,便去财务询问是否算错了,财务上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你们是按大专定的工资标准。”不是上四年学就是本科吗,怎么按大专标准发工资呢?我们不解,便去问温志忠校长,校长回答:“这是省上定的。”我们只好作罢。

    多少年过去了,省上给我们换发了本科毕业证书,但是工资没有变动。

    在学校就读期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活动,使学习不能得以连续,还要忍受饥饿等等,但是我对读书的重要性还是有着足够的认识,我一方面在专业课学习中注重快速阅读法,另一方面加强汉语文学习,目的是学到较好的藏汉文翻译本领,为将来的工作打好基础。走上工作岗位后,这一本领得到了实际的检验。记得是在1965年的6月份,省上召开全省民兵工作会议,我和李午阳老师被抽调去做会议翻译工作,李午阳老师负责口头翻译,我来翻译发言稿、会议通知、会议决定等文字材料。我翻译完后交由李午阳老师阅定。排印期间,为慎重起见还到排字车间再行检查,看有没有翻译错误,在车间里意外遇见了班主任老师王捷,他还夸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就能翻译全省会议资料,而且还翻译到这个水平。我心里还是不安,问他有没有问题,他说没问题,文字排完后还会由李午阳以及杨质夫、吴均等老师再行修改。经他这么一说,我就心里踏实了。

     196636月,德木却老师通知我,到省委统战部工作一段时间,我当时感到意外,又不是党员。他说这跟党员不党员没关系,学校也已经批准了,你怕啥。统战部就在大十字那一块,那里有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等等,喜饶嘉措也在其中,当时的气氛有点紧张。统战人士每晚在那里写大字报,写完挂在绳子上,他们有夏茸尕布、古嘉赛、河南亲王扎西才让、小喜饶嘉措等,统战部要求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阅读完他们所写的大字报,然后根据大字报的文字内容写成简报交给统战部,另外还要做会议文字记录,这时,我在学校里采用的快速阅读法派上了用场。

    期间还翻译了许多个人的交代材料,最难翻译的是喜饶嘉措的稿子,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了一本,我看了一遍不大懂,就去请教夏茸尕布,他看了也说不大懂,反映给统战部,就说佛学用词太多。统战部一听也没有办法了,就答复算了,不要翻译了。

    多次参加省上的翻译工作,检验了学习成果,也锻炼了翻译技能。

    以后,我基本以资料室图书管理工作为主,期间也到学校南面的田家寨参加过社教工作,不再赘述。

    一些感言

    具有六十多年历史的青海民族大学,发展历程特殊,过程艰难,但是就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艰难的发展历程中,几代民大人艰苦创业、呕心沥血,不忘初心,改革创新,取得了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至此,很想给当下的民大学子说的是,现在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与早年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并充分利用好一切有利条件,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奋学习,要知道,知识在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必须的,在这个时代,离开了知识,离开了真本事,你将无以立身,寸步难行,也终将无所作为。

    冯有寿,男,回族,19388月生,青海西宁人,195711月入青海民族学院藏文系学习,系藏语文专业首届学员,19619月毕业留校工作,199711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