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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作者和普布卓玛、次仁多吉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故居的合影


　 1974年，我校从西藏自治区招收了两名藏族学生———普布卓玛和次仁多吉，他们来自西藏林芝毛纺厂，都是西藏翻身农奴的后代。
　　入学那年，女生普布卓玛16岁，是位优秀的共青团员，她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端庄秀丽；男生次仁多吉24岁，高高的个子，是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开学之初，他们都在纺织系毛纺专业74班学习。他们学习刻苦，生活节俭，纯朴善良，好学上进，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和其他亲人，学校各级组织以及老师、同学对他们格外关心、照顾，热情地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和适应这里的环境，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亲如一家。他们所在的纺织系毛纺74班是一个由汉、满、蒙、回、藏、鲜等六个民族的同学组成的集体，大家互帮互学，团结友爱。
　　但是在入学之初，语言障碍影响到普布卓玛和次仁多吉听课学习。为了帮助他们克服语言上的困难，顺利完成学业，组织上请毛纺专业教研室的韩建功老教授给他们单独补习了将近一年时间的文化课，之后安排他们跟下一届———到毛纺75班学习大学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毛纺75班的任课老师和同学们同样对他们关怀备至，他们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那年月，天津到西藏的交通非常不便，不通汽车，不通火车，更没有直飞西藏的飞机。普布卓玛和次仁多吉从西藏来我校时，是几经辗转先到达四川成都，又从成都乘火车并经过转车才到达天津的。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有的寒暑假都无法回家同亲人团聚。为了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把他们培养成为高素质的优秀大学生，西藏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我校于他们在学期间，组织他们到国内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地方参观学习一次。由于当时的天津财经学院也招收了藏族学生，1975年暑假，我校和天津财经学院商定，联合组织两校的藏族学生外出参观。纺织系领导决定派我带领普布卓玛和次仁多吉去，因我当时正担任他们所在专业的政治辅导员。
　　我们横跨11个省、市，到北京、长沙、韶山、南京、南昌、庐山、杭州、西安、延安、石家庄、大寨等地参观了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地方和名胜古迹，同时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历时25天。期间，我们尽量为国家节约开支，3个人的差旅费总计花了500多元。
　　参观期间，普布卓玛和次仁多吉认真地听讲解员讲解，服从老师的安排，与同行的天津财经学院的师生们友好相处，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和他们一起参观，一起合影留念，一起克服各种困难，普布卓玛还在火车上教我用藏语唱藏族民歌———《在北京的金山上》，其乐融融。每天看到他们脸上那兴奋的表情，我同样感到格外开心。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时间安排得很紧凑。通过参观毛泽东在韶山冲、在长沙清水塘的故居，参观毛泽东曾就读过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感受到这位伟人早年奋发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豪情壮志以及毛泽东一家六位烈士为革命牺牲的崇高精神；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南昌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通过参观陈列柜中珍藏的上百万革命烈士名册、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史迹、许多位烈士的生平斗争事迹、遗著、遗像和遗物，了解到革命先辈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倍感新中国的建立来之不易；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等处，“南京大屠杀”等无数血的事实还使我们了解到当年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血腥屠杀、大肆奸淫妇女、进行大规模的抢劫、焚烧和破坏的猖獗的暴行，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野蛮，令人发指。我们师生共同表示：一定要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走进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窑洞，看到周恩来当年摇过的纺车，走进延安杨家岭 “中央大礼堂”大院、“七大”会址；在江西，我们走进南昌“八一起义”广场，走进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址，深深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的伟大。
　　通过参观，还看到了首都北京著名建筑物的宏伟，看到了祖国壮美的锦绣河山：西湖美景如画，庐山高耸入云，宝塔山巍然挺立，中山陵气象壮观，大雁塔古朴雄伟，半坡村陶彩闪闪……然而时值“文革”动乱时期，所到之处并非都是莺歌燕舞。我们在小饭馆用粗瓷破碗吃过饭，在小旅店不可躲闪地被传上过虱子，在公交车上曾两次被小偷盗走钱包。尽管遇到过这些令人扫兴之事，但是这一次参观，一路风景，依然使我们增加了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激励了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的劲头。次仁多吉和普布卓玛都表示，一定要刻苦学习，毕业后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多作贡献。
　　大学期间，次仁多吉和普布卓玛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经常受到老师、同学们的称赞和鼓励。
　　1978年普布卓玛和次仁多吉毕业之后，回到了西藏林芝毛纺厂工作。三十年来，相信他们为西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三十年来，当年的许多老师、同学还在经常想念他们，盼他们有机会能回到学校，看看母校和天津市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