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汤用彤给汤一介和助手杨辛讲解汤用彤给汤一介和助手杨辛讲解 《 《道藏 道藏》 》 中的一篇 中的一篇


我父亲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一九一二年考入清华学堂，一九一八年赴美就读汉姆林大学，一九一九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八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并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一九五七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用彤先生是当代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的少数学者之一。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学术著作。
一九五六年，乘着“向科学进军”的春风，我从已经工作了五年余的北京市委党校调回北京大学，作为我父亲的学术助理，协助他整理他的学术著作。我从此回到了燕南园的家，这也是我与父亲亲密接触的最后几年。
从小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多由我母亲来管理，但父亲对我们一向慈爱，在我们小时候，他见到我们总是拍拍我们的头，或者抱抱我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为哄我妹妹一平睡觉，抱着她来回地走，用湖北乡音吟诵着《桃花扇》里的《哀江南》：“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如果我们生病，他总是带我们去医院，他不相信中医，虽然我们后院住着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父亲没什么嗜好，时间多用在写他的书上。他的休息，一是逛琉璃厂的书店，买一点不太贵的书，二是每一两周都要到中山公园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和钱穆、蒙文通、熊十力诸位老伯坐茶馆，喝茶聊天。这时候他总是带着我和妹妹，我和妹妹都很喜欢吃那里的包子，父亲给我们买包子吃，然后让我们在公园里自己去玩。到昆明后，一九四四年秋我妹妹一平去世，对我父亲来说是很大打击，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这个妹妹。这样，我们家只剩下我和比我小十岁的弟弟一玄。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自重庆回到昆明后，感到他把对我妹妹的慈爱转到我弟弟身上，那时我弟弟才八岁，他喜欢玩一些机械性的东西。昆明南屏街一带是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集散地。虽然我们因战乱生活很困难，但父亲仍然常带弟弟到南屏街去买一些弟弟喜欢的小机械零件。有时父亲也买一两包美国烟和一两本简装本的英文侦探小说。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也很少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为人处世受到教育：例如他对吃、穿等等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从来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过别人的坏话，也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发过脾气；他对我们家的帮工非常有礼貌，而且可以和车夫坐在门槛上聊天；他拒绝傅斯年先生给他兼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的兼职薪金，因他认为既然拿了北大的一份工资，就不应再拿中央研究院的钱；他对伯父汤用彬在抗战期间曾任伪职一直没有原谅等等，可以说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没有打过。一九五七年春父亲的《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以后，书局的编辑曾找我讨论是否也可以把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我当时想，父亲的身体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我对中华书局的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于是，中华的编辑就找我父亲，并说我同意出版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的编辑走后，父亲对我很严肃地说：“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敢申辩，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中华书局的编辑来向我父亲解释一下，父亲的气才消了。
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九五四年秋父亲因患脑溢血，长期在病中，但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如何修改《隋唐佛教史稿》。在一九五六年他病情稍稍稳定后，他就大量地阅读和隋唐佛教方面有关的书，现在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二十余本读佛藏和其他书的笔记看出。在几年中他翻阅了《大正藏》、《续藏》、《大日本佛教全书》以及《金石粹编》和《八琼室金石补正》以及有关的史书、笔记等等，也还看了一些能找到的日本学者新出的有关著作。由于脑溢血的后遗症，他写字不方便，就让别人代抄，由他自己写评论和按语。而且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若干则读书札记（题为“康复札记”在报刊上发表），特别需要说的是他写《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加起来也不过两万来字，但他阅读了几百种有关的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写成。从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引用的材料之多，论断之精要，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父亲为什么要写这两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解决中外学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要为修改、补充《隋唐佛教史稿》中“佛教宗派”一章做准备（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这一章仅有几百字的提纲）。父亲虽为修改、补充他的《隋唐佛教史稿》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终因身体原因，于一九六四年五月逝世，而没有完成他晚年一直想做的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觉得应把父亲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这时在我手头有四本两种《隋唐佛教史稿》的稿本：一种是二十年代末在中央大学油印的稿本，一种是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大学铅印的稿本。于是我就根据这两种稿本整理成书，于一九八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整理《隋唐佛教史稿》没有利用他病中所留下的二十余本“札记”，因为我完全没有把握是否能正确地了解他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我注意到，他的二十本“札记”中既包含着许多有关隋唐佛教宗派的材料，还包含有关梵语的翻译问题、对文献的考订以及史料的辑佚，还涉及佛教的若干哲学问题的讨论等等。要把这些材料吸收到《史稿》中非我能力所及。我只是对该稿的引文一一作了查对，并把父亲在这两种稿本上的眉批补入文中或作为脚注保存下来。我之所以不敢妄自补充和修改他的书，一是我的佛学根底太差，二是我根本没学过梵文和巴利文等，故而很难准确地把父亲的想法体现出来。
从父亲对《隋唐佛教史稿》的态度看，他对学术是非常严肃的，不成熟的作品决不让它出版。这点从他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出版态度上，也可以得到证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父亲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写成的，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他也许还会有所修改和补充。我从现存的资料中找到他为写这部书的《读书杂记》二十余本和《佛教史料杂钞》二十余本，封面没有标题关于佛教史的“笔记”近十本。从中可以看出，他读书之广博、细致，评论之精要，考证的功力，我想现在少有学者能如此的。他写这部书时，常常要看书、写作到深夜两三点。胡适在看了这部书的稿本后，在他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者，又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序》中说：“拿汤老先生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来做一个例子，加以分析。此书于一九三八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本文节选自《燕南园往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第3次印刷）一书中的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