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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2月5日，我迈进了山东省团校的大门，报到、分班，住进了宿舍，一颗悬了几个月的心方算平静下来。我庆幸自己成为一名山东省团校的学员。
　　记得这年阴历八月十五前后，新汶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对我进行了考察，在那个年代考察干部是常有的事。只隔了几天，让我写一篇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体会文章。我用心写就一篇2000字的文章交给了组织部的同志。从此再也没了音讯。那时，正值我在新汶县社教工作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工作组五、六位同志是山东省委党校的领导。据他们透露，这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在选拔年轻干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力争去上学。可自己是一个刚踏上社会的学生，怎样争取，一点门道也没有。只有怀着一颗忐忑的心，默默地、忠实地把工作做好。在期盼中等待了3、4个月，直到10月底才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在团校里，主要学习社会科学，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著；学习毛泽东选集中《矛盾论》《实践论》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老三篇》等著名论著；学习时事政治方面的有关文章，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同前苏联论战的《九评》文章；林彪的《论人民战争》等。学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以自学为主，大课辅导，分组讨论，采用灵活机动的学习方法。同学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师生之间同志式、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同学们艰苦奋斗、节俭向上，勤奋好学、自立自强的拼搏精神至今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工作近40年来的座右铭。
　　1966年3月，我们团校学员跟随省委工作组开赴汶上县抗旱。我分到汶上县王庄公社路林大队。这个队包括路林村、小李庄两个自然村。驻这个大队的省委工作组组长是时任省妇联主席的张恺同志，也是汶上县省委抗旱工作组的总指挥。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在抗旱斗争中打先锋，发挥突击队的作用；另一方面组织团员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夺取抗旱工作的胜利。
　　在这期间，我们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吃住在小李庄一家李姓烈属家里，李大娘的丈夫是地下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被驻守在南四湖的日本鬼子、土匪恶霸杀害了。李大娘全家三口人，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正在上学。在六十年代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生活很不富裕。我们每月交给房东12元钱45斤粮票，李大娘每周改善两次生活，吃一顿水饺喝一次面条。其余时间都喝地瓜面粥吃煎饼加咸菜为主。汶上人春冬两季农闲习惯吃两顿饭，喝不上开水，又吃不饱，满嘴起泡或溃疡，只能坚持再坚持，别无它法。有时候实在是饿的受不了，就到地瓜地或萝卜地里去挖漏网的地瓜或萝卜充饥。肚子虽然饿，但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还要带头多出力、熬夜，没有一点怨言。时间长了，人也熟悉了，工作组的老金同志给房东李大娘打了招呼，希望能照顾一下。自此，每晚开会回来，我桌子上，多了几个煎饼和一壶水。在那个岁月，这就算是特殊待遇了。我们工作组共有6个人，除我自己是男性外，其余的都是省妇联的领导，内有一名是山农大的毕业生，那四个人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从她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革命的老传统，还学到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对于人生观的确立，思想觉悟的增强，工作水平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对年轻干部来说，她们既是上级领导，又像老大姐，甚至长辈，真是怀着无产阶级的感情，手把手地教，进行传、帮、带。领导干部也好，一般干部也罢，真是称得上廉洁如水，勤政为民。
　　1966年4月，从汶上县抗旱回来后，不久就下发了《5·16通知》，一场遍及全省、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又在学校多待了一年，于1967年11月份，我被分配到济南第一机床厂，当了一名铣床工人。从工人到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直到退休。40多年来，山东省团校短暂的学习经历，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党性观念的增强，使我在近40年的工作中，时刻不忘党组织的培养，坚定立场，跟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未偏离过方向；人生观的确立，使我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管当工人或当干部，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干好工作，做出成绩。在主持济南市档案局工作期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档案局两次评为全国行业先进单位，我还荣幸地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务实求是，廉洁勤政的好作风，得益于山东省团校的熏陶和教育，终身受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却。2005年6月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