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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合祥（左）与蒋维崧先生（右）1982年合影，摄于蒋先生山东大学寓所


　　1966年1月，我从北京复员回山东德州工作。离京时，向业师唐兰先生辞行，问及山东书家谁人足资请教时，唐先生毫不迟疑地说：“济南市博物馆馆长姜守迁的隶书，眼下中国可争雄者难说有一二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维崧的大篆和行草书，卓然有其一格。齐鲁大地虽不乏操觚染翰之士，然除此二君之外，余则不足观矣！”首闻蒋公之名，就有超轶绝尘之感。
　　1966年6月下旬，我因公出差来到济南，怀着敬仰之情首次拜望蒋先生。是时，红卫兵运动尚未兴起，但对“反动学术权威”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等知名学者的大批判、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大学校园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作为古文字学教授的蒋先生，较之别的学者“放毒”少，“罪责”也轻，还没人给他贴大字报，也没有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但形势之“大好”，空气之紧张，已经到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程度，所以当我说明因学习书法前来拜访时，蒋先生不无忧虑。这时，我转述了唐兰先生的引荐，并进一步说明自己对于书法艺术的热爱，以及对蒋先生的崇敬之情，还说，自己当过兵，出身贫农，绝不会连累先生，只是一心一意向他请教艺术和学问。同时，我拿出自己以褚遂良《圣教序》笔法书写的毛主席诗《为女民兵题照》和以集王《圣教序》笔法书写的王杰革命诗篇时，蒋先生始有释怀，也看出我确实酷爱书法艺术。他以肯定和赞许的口气鼓励我：“你有唐兰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指导，路子肯定不会错，一定会取法乎上。唐先生的褒奖，愧不敢当。唐先生是前辈大学者，其学术之造诣，当世没有几人可以颉颃，其书法为学名所掩，人们往往称赞其学而忽略其书。其实，唐先生的书法成就，绝非泛泛者可望尘。”首次见面，与蒋先生谈得十分惬意。我乘机说：“京剧界有科班授业，有私淑弟子，也有私房授业。我无缘到山东大学求学，算是归网室（蒋先生的书斋名）的私房弟子吧!”蒋先生含笑点头并说：“互相学习吧!”首次见面便确定了师生关系，从此之后，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蒋先生问学并能得到他的谆谆教诲了。
　　从1966年至2006年蒋先生仙逝，除去“山东大学一分三”（1970年，山东大学被肢解为曲阜的山东大学、济南的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和泰安的山东农业学院三所学校，分校使得山东大学元气大伤。1974年，山东大学重新恢复）、蒋先生被“充军发配”到曲阜的那段岁月，我们俩每年都要见面。每次相见，除向他叙暌离、致讯问之外，我自然会珍惜问学请艺的机会。先生总是有问必答、解疑释惑，或书写示范，或拿出法帖精准讲解，指点迷津。四十年光阴，我从蒋先生处获益良多。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一、学书要心仪经典，取法乎上。
　　蒋先生常说，学书当然要学古人，但古人那么多，学习时要有选择，要把最好即最经典的作品作为临习范本。不仅要选择书家，还要尽量多地选择墨迹（影印本）和早拓、精拓，不要被伪品、翻刻本、粗拓所蒙蔽，更不要被二流、三流乃至末流的作品所误。即使大家的作品，也有早、中、晚期之分。如褚遂良最好的是《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而不是《孟法师碑》。浸淫不良书法作品，容易积习成病，纠正起来颇为不易。前人常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是片面的，颜真卿学褚遂良所得就不是中，而是甚高。苏东坡学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能说仅得其中吗？
　　二、广学博取，以学驭书。
　　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书不能只学一家，衣钵单传会造成艺术的单薄贫乏。广采百家，自成一家，虽为时下的一些“理论家”讥笑为农业社会的产物，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广采百家，不仅要多临帖，更要多读帖。当然，多临帖、多读帖要善于融化，只有融会贯通才能形成自己绚丽多姿的艺术风貌。沈尹默先生融会诸家之长，其艺术蕴涵才称其为大家。这里，蒋先生说的博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书学知识要丰富；二是要多读书，学识要丰富。蒋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南京有一位学习书法的年轻人，常自命不凡。有一次，他拿自己的字请胡小石先生看，无非是依仗为官的老子，想得到胡先生的称赞。胡先生问这位年轻人：你是学褚遂良呢，还是学褚登善呢？那位年轻人竟然说：二王、“二褚”，我都学习了多年，胡先生连声说“好，好，好”。事后，胡先生给学生讲此事时，讥讽其为纨绔子弟，终生难入法门。蒋先生常说，亘古以来的大书家都是饱学之士。当今唐兰先生就是一位博学的高雅之士。早在唐兰先生年轻时，前辈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就称赞其“于书无所不窥”，可见其学识非同凡响，其书艺也非常之高，只是为学名所掩。在山东的书家之中，蒋先生佩服姜守迁先生。他认为，姜守迁先生的隶书，在任何方面都不输于上海的来楚生先生，更非北京的王遐举可比。济南某公，篆、隶、魏、楷、行、草皆能，其临池功力也不低于魏启后，但格调不高，缺少书卷气，皆因学识贫乏所致。北京某公，早年学何绍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山东为官时水平尚佳，但“文革”之后就大退步了。名高而字不佳，皆因读书少，缺乏学养所致。可见学问之于书法是何等重要！当然，书法是一门技术含量极高、操作难度颇大的艺术，有了学问之后还要勤学苦练，下大功夫方可把字写好。郑振铎、冯友兰二位先生是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但他们未曾下过功夫练习书法，其字自然也不是真正的书家艺术。
　　三、应当讲发展创新，但不能轻言超越。
　　蒋先生一向认为，书法和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无疑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千百年来都是一个模式，千万人都是一种面孔，那就没有书法史可言。古往今来的书法大家，都是善于继承又长于创新的一代宗匠。一味守成，当然比野狐禅、旁门左道好。但只是入古而不能出新，至多是书法高手，不足为大家。宋代的薛绍彭在继承前人方面或许不输于米芾，但守成多于创新，总体成就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苏、米就无法同日而语了。张怀瓘评论褚遂良“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褚氏确乎很崇仰虞世南和王羲之，他甘为虞、王之徒，但绝不做虞、王等书法大家之奴。他不是虞世南的克隆，也不是王羲之的翻版，而是一个“若瑶台青锁,窅映春林”。自立门户的褚遂良，否则焉能千古不朽？颜真卿之所以为颜真卿，主要不是因为他私淑褚遂良这样一个好老师，而是在于他创立了雄峙千古的颜体书法。但蒋先生又认为，书法大家的艺术高度，不仅为后世难以达到；就是对书法大家能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亦非易事。书法大家的产生，非常之难；更不如某些人所言，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前辈书家。文征明虽然不足为中国书法史第一流的大家，但四百多年以来，能达到文氏艺术高度的又有几人？京剧老生演员余叔岩是公认的大艺术家，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四大须生学余，然皆不及余；至于李少春，别看现在捧得这么高，较之四大须生尚有差距，较之乃师余叔岩就更等而次之了。南京有位和郭（沫若）老论战的书法家，自以为其书写的《急就章》高于赵孟頫，能得到历史的认可吗？这种自夸，是无稽之谈，还是带有悲剧意味？人们公认张旭是草圣，但张旭楷书的艺术高度，唐代以后，谁人可以超越？蒋先生认为，大家的出现，有诸多主客观因素，比奥运夺金牌要难，甚至比获诺贝尔奖还难。所以，当今书坛大力倡导继承并发展前人的艺术，但不能轻言超越前人之成就，尤其是不能自称超越前人。发展和超越不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唐诗、宋词、晋唐书法，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能说后人已经超越了吗？
　　蒋先生对书法还有一些特殊见解，不仅不撰文著书发表，即使人多的场合也不谈，以免传出去得罪人。蒋先生出于信任，在谈兴正浓时给我说过内心深处的一些看法。但蒋先生一再叮嘱我，他在世时不要对人言,待他作古以后，就可以言之不禁了。蒋先生说过，吴昌老是一位成就非凡的大艺术家，但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石鼓文和金文作品，都写错了一些字，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徐悲鸿先生是一位出色的大画家，但其书法作品有些不得笔；包括黄宾虹先生的书法作品也有些不得笔，其行书倒有些潇散之意，其金文未入法门。尽管黄氏很重视书法，但毕竟仅以画见长，不像历史上的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是书画兼优的大艺术家。蒋先生对于曾在北京中国书协任要职、在书界十分活跃的某公甚不以为然，说其字十分恶劣，完全不能以书视之，其实际水平和被吹捧到的高度是一种极大的错位，给中国书坛带来的危害极大。蒋先生对潘伯鹰先生的书法评价甚高，认为仅逊沈尹老一筹，比启功先生要高。但是，他对潘、启二老撰文讨伐长锋羊毫颇不以为然：一种工具你用着不顺手，别人未必不顺手。十八般兵器各有所长，谁能说一种兵器一定比另外一种兵器强？蒋先生一贯用狼毫，但不反对别人用羊毫。蒋先生还认为，吴玉如先生是一位可以和潘伯鹰先生比肩的书家，但其弟子则逊师远矣。
　　关于蒋先生的书艺，人们说了许多，重复之词，兹不再言。这里，我只想说，蒋先生的大篆和行草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且在风格、韵调上和谐统一，而大篆属于碑学范畴，行草书是标准的帖学，将碑、帖二派如此和谐、如此熨贴地集于一身，表明阮元的“南帖北碑论”确有绝对化、截然化的偏颇。融会碑、帖二派，是一种近乎理想却很少有人达到的境界。从邓石如、吴大澂、赵之谦、张裕钊到胡小石等诸位前贤，均未曾达到这一境界。因此，蒋维崧先生作为书法家，不仅有美学意义，更具有史学意义。清代中叶以来，这样的书法大家似不多见。
　　是为记！
　　（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山东省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原山东省聊城市书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