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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前，“五四运动”爆发，给我们留下永远的怀念和思考。今天人们所说的“五四运动”涵盖内容庞杂，概念难免模糊，一提到它，甚至给人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在此仅就青年应该如何看待、如何纪念“五四运动”谈一点看法。
　　“五四运动”是一个涵盖广泛又有歧义的概念，对于是否包括新文化运动，人们历来有争议。“五四运动”一词是从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事件之后才形成的，因此，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特指学生爱国运动，不含新文化运动。这是狭义的“五四运动”。针对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又分两种立场。一种认为二者没有关联，力图贬低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的影响，以突出学生运动的爱国意义和民族主义色彩。另一种认为二者紧密联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大大推进了青年一代的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但新文化运动是独立的，不应涵盖在“五四运动”中。而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涵盖这两个方面的，既包括学生爱国运动，也包括新文化运动。几十年来，多数人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这一观点在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占主导地位。我也认为应对“五四运动”作广义的理解。我们常说的“五四精神”指民主、科学、爱国、进步，就是对这两种运动的综合概括。我们称“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也正是涵盖了两种运动的结果。
　　“五四运动”具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意义。李泽厚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一文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但后来随着民族危机加深与现实斗争愈加激烈，启蒙的主题被救亡所淹没、中断。李泽厚这一论断有一定影响，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将救亡与启蒙对立起来。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的，启蒙也是为救亡服务的，是救亡的方式和手段。李泽厚此论，若是说救亡的政治斗争压倒启蒙的文化运动，政治斗争与启蒙运动都是救亡的方式，说一种方式压倒另一方式尚可在逻辑上讲通。
　　对于“五四”启蒙的结局，有“中断”论、“承续”论两种立场。如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就是启蒙“中断”论的代表。关于五四启蒙“承续”论，主要认为“五四事件”后的民主革命将思想启蒙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使五四启蒙在新形势下得到存续与发展。对于五四启蒙中断与否，其实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第一，就五四启蒙的最初目标而言，这个目标是达到了，还是落空了？第二，就时代所要求、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启蒙来说，是否已达到时代的要求、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启蒙者的最初目标，使一代青年实现政治、伦理上的觉醒而言，启蒙的目标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然而，我们现在往往是从现代化的要求来评判，因此认为五四启蒙的任务还未完成。既然没有完成，那么仍需要一代一代青年铭记“五四”精神，追随“五四”脚步。这也是今天我们仍纪念“五四运动”的意义所在。
　　因其庞杂，所以显得迷乱。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人们一般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思想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性质和意义而言突出强调其思想启蒙的一面。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曾有过对“五四”的大力肯定和赞扬。至 90 年代，中国的学术思潮和文化风尚发生很大变化。“五四”思想失去80年代的特殊光环，学界出现新一轮的“五四”反思和争论，同时思想史被淡化，进而转为学术史的话语。这一时期，海外学界就此问题的各种观点也传入国内，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再如以“反传统”来概括“五四”的意义与实质，进而对“五四”进行批评。在“传统文化复兴”大潮中，更有过对“五四”的批判与反思。一直以来，围绕这一主题，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相纠葛，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缠绕。今天的青年在纪念、反思“五四”时，应全面地审视、考量这不同话语、不同背景下的“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