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我在河南蒙旗，正和89岁高龄的妈妈谈笑风生的时候，手机响了，青海民族大学宣传部的安老师向我问安致贺，传递温馨母校之声，鼓励我要写篇对母校的回忆文章。提起民院，我情有独钟，因为她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盏明灯，为我指明方向，给我无限光明。虽然我年近古稀，从毕业至今四十一载，记忆减退，写作困难，但是对母校表达敬意，则是学子的本分。
我的母校
我对母校的敬意依然如故。
青海民族大学的前身是青海民族学院，长期以来被人们誉为多民族人才的共同摇篮。她是我的母校，是我儿子和儿媳的母校，是我一家两代的母校，位于西宁市城东区，背靠凤凰山，面向湟水河，东接乐家湾，西连曹家寨。当初四周农田肥沃，麦浪翻卷，芳草如茵，绿树成荫。而今校内建筑巍峨雄伟，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图书馆楼别具一格，引人注目，用班禅大师视察时的专项拨款建筑的大门，样式新颖，富丽堂皇，大理石、琉璃瓦镶嵌的门柱，雍容华贵，雄伟壮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门匾采用汉、藏、蒙三种文字书写，书法秀丽夺目。门前鲜花簇拥，操场上学子欢悦，给学校带来无限生机。
据说1950年在青海省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学、民族公学，青海少数民族得到了文化翻身。昔日当牛作马的农牧民子女开始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除了王公贵族及其子女外，黎民百姓没有条件读书的岁月过去了。随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民族地区面临各项建设任务，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于1956年经青海省政府同意，教育部批准，将民族公学改为民族学院，历任领导有马万里（副省长）、杨茂嘉（省人大副主任）、多杰坚赞（省政协常委）等前辈，青海民族学院的成立，结束了青海没有大学的历史，宣告民族文化教育的春天已经到来。
青海民族大学在青海乃至整个青藏高原都称得上建立最早的院校之一，2009年，母校举行了隆重的60年校庆。我们以学子身份特向母校敬献了洁白的哈达和本人拙作黄河南蒙古中本史书《先祖言教》6本，以示敬意。现在的青海民族大学拥有一千余名教职工，一万余名各族学子，是一所综合性的民族高等学府，是多民族人才的共同摇篮。各族学子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美好的目标，汇聚到纯净青海，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实在鼓舞人心。我的母校前程无量，她永远是充满阳光雨露，安康哺育万代春苗的绿洲！
我的老师
我对恩师的感念与日俱增。
我曾是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名多杰仁青，也叫杨永忠，小名多尕，蒙古族，1948年生，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1971年10月入学，1974年7月毕业，属首届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进入课堂是青海省大学复课的开始。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本来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因为我没有任何学历，除1964年至1966年由河南县委书记尕布龙（后任青海省副省长）亲自指派我去青海省铁卜加草原专业技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并参加工作，1971年参加河南县第一期干部培训班学习半年外，从未上学读书，只是在工作中坚持“天天读”，学习《毛泽东语录》，死记硬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汉字《常用三千字》，汉藏两文全靠自学，字典、词典才是我的老师。结果在本县报考大学的十几名干部、教师当中加吾（西北民院中专生、干部）、杨金平（同前）和我三人考上民院，成为河南县建政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我被分到到中文系七四级一班，班主任是黎大琦老师。黎老师是成都人，民院大学部首届学生，1958年入学，1961年毕业，是位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字体秀丽、为人善良、关爱学生、与全班同学亲如一家的优秀教师，后来任青海师大图书馆馆长等职。班长叫蒋生智，党员，大通人；我是副班长。三年来我们三个配合得很好，全班团结合作，学习成绩优异，“齐思义班”（即七四级一班）有声有色。七四级二班的班主任是程祥徽老师，1934年出生，武汉人，1979年落实政策后去了港澳，任教授、院长，北京政协第九、十届委员等职。七四一班和二班的课程一样，任课老师一样，有时合到一起上课，不分彼此，程老师始终是我们两个班的汉语文教师。
当时，青海民院拥有一支水准很高的教师队伍，可谓人才济济，卧虎藏龙。特殊年代，由于特殊原因，有一批才子来到民院，付出了特别艰辛的劳动，譬如70高龄的张振亚教授和从北大等名校中被打成右派来青改造的部分旧知识分子，就在我们中文系任教，程祥徽老师是其中之一。青海好像是政治的避暑圣地，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也为青海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把“四旧”中的许多有益的传统文化知识传授给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是全国高校停止招生五年后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由工人、农民和军人组成，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来自本省各州县的机关、学校、农村、牧区和部队的各少数民族，其中有一部分是工龄五年以上的干部职工带薪上学，少数人才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年龄有大有小，学历有高有低，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大家的求知欲望十分强烈。面对这种情况，教学难度可想而知。学校领导包括曲团长（即驻校的支左军官）和系主任都很重视，精心挑选，配备骨干教师，尽量使学生满意。同时，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根据学生实际，采取集体授课与个别辅导相结合，加强师生往来，促膝交流，有求必应等具体措施，满足学员渴求知识的欲望，力争达到预期的目标。
当时的中文系共有三个班级，即七四级一、二、三班。三班，后来留级，改为七五级一班。一、二班里也有一部分文化低、无学历、基础差的同学，我是其中之一。我自感基础很差，便加倍努力，随时请教老师、同学。有时在教室自学，直到值班老师悄悄进来劝回宿舍，或是在宿舍复习，直到老师提醒熄灯时间到为止，甚至还在老师走后再开灯，自学到两三点。早上五六点钟上早操，打篮球，传球、过人、扣篮，力求达标。忙忙碌碌、高高兴兴，即将迎来1972年元旦佳节时，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部的领导和教练前来我系组织了大型的男女合唱队伍，用安多藏语学唱《东方红》《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首经典歌曲，我们每天到电台排练，约一周后录制成功，他们还给我们赠送了礼品，之后电台每日向全国播放多年。时光飞快，我们从庄严雄伟的歌声中进入了新的一年，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求知意识更加强烈，这时任命程祥徽老师为七四二班的班主任，同时也担任七四一、二两个班的写作课，他虽然是语言学专业教师，但对汉语文系的课程都很精通，而且善于理论结合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在课堂上对每一位同学的作文进行讲评，在参与学校各种活动时，对学生写出的稿件进行审查，帮助修改，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得到了较快的提高。特别是在办墙报时，中文系的墙报编排合理，书写美观，图文并茂，艺术性强，每次都吸引众多师生的目光，评价很高。这是因为程老师是作家、画家、书法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能人，他把全部汗水和心血倾注到每个学生的身上，并变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学生学习、办事的效率往往非同一般。程老师也是我班班主任黎大琦的老师，师生紧密合作，共同带领着两个班从课堂学习到学工学农和学军等社会实践，并取得成绩优异，令人羡慕。程老师在《雪域留痕》里写有一段话：“七四二班不仅班内关系好，与兄弟班七四一班从来不分彼此。师生合作带领两个班，没有不合作完成任务的理由。从青海到达香港、澳门，五十年间教过的班级无数，唯有七四班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是我终生的牵挂。”我想这是最概括的总结和结论，是对我们两个班的最好评价和肯定。
1972年是我们校外实践较多的一年。刚刚开春，我们就到曹家寨支农，修渠浇水，拉运肥料，参加春播劳动，接着我们又到互助县南门峡公社脑山地区开展学农支农活动。我和同桌华旦同住在一家农户，这家半农半牧，两老在家，儿子和媳妇进驻草场放牧，是和睦孝顺而热情好客的一家。我俩讲明来意后，便帮他们打水劈柴，打扫院子，天天和他们同吃“山药”（洋芋）、“巴洛”（青稞面片），同下田间地头，拨草施肥。离村回校时，我们受到了村里的欢送，而且我俩的房东专程前往川区买回了白面，包了饺子，其子从高山深处带来牛奶煮奶茶，盛情地款待我们，那场面至今难忘。
约在1972年5月，民院中文系、少语系和中师班的同学一起进行长途拉练，学军学农。我系由马征老师负责。从西宁步行到尖扎康杨，即民院农场。西宁至古城、扎巴（在寺庙里过夜）、康杨，路途三天。同学们都要背行李，一切行动军事化，每到扎营之地，就要深入群众，宣传队唱歌跳舞，开展篮球队友谊比赛、文化娱乐活动。当时群科到康杨要乘船渡河(包括车辆)。我们在农场里还是做些修渠浇水，拨草等农活，利用星期天步行到尖扎县去玩了两次，一个多月与周围农民共度了炎热盛暑。
当年9月中旬，我们到青海省汽车大修厂接受工人再教育，同学们分到各个车间跟从工人师傅学习汽车零部件的修理和安装技术，学习工人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革命精神。这次下工厂，搞校外教学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写一篇以工人的生产生活为题材的小故事或小评论，要求一事一议，短小精悍，目的是通过实践提高写作能力，学员写出的文稿分别经过程祥徽、黎大琦等老师的指导和修改，其中十多篇发表于《青海日报》，这极大地推动了同学们的写作热情。从此人人学写文章、诗歌和春联等。
冬天，上级组织下达任务，要求中文系下乡搞宣传教育，于是程祥徽和黎大琦二位班主任带领我们的两个班同时前往湟源县大华公社，两三人住一家，按标准支付伙食费及粮票。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宣讲政策，批林批孔，参加劳动，组织学生表演节目，还到县城机关、学校进行体育比赛，活跃了县社文化生活，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支持。
期终考试时，我的成绩为汉语文96分，文选87分，文艺81分，党史88分，语法89分，文学专题83分，古文83分，鲁迅专题84分，毛主席诗词84分，藏语文97分。
1973年10月，我们班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进行教学实习，由黎大琦班主任负责，还有胡安良、马征为指导老师。当时全班同学分到各班，一边见习班主任工作，一边备课试讲，从每个字的读音、词义、板书设计都要认真准备、讲习。试讲小组通过，由老师准许后才能上讲台。我被派到初三班，当见习班主任，讲《为人民服务》一课。该班基础较好，同学们认真听课，积极配合，回答问题和完成作业都很好，两校的听课评议的老师都很满意，评比结果优秀。教学实习历时两月，时间短暂，但由于见习班主任的工作要求，无论上课学习，下灶就餐，还是课外活动，都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所以在那清澈无污的巴颜河边我和心灵纯洁而充满希望的初三各族同学天天欢聚一堂，建立了亲切的师生关系。实习任务圆满完成时，该校举办了晚会，载歌载舞，隆重地为我们送行。早晨出发时，学生都来门口含泪送行各自的实习老师，一一握手，恋恋不舍，那个场景终身难忘。
这次实习时，七四二班去海南民师，由程老师带领，实习方案与我班相同。
1973年，学校开展了评选三好学员暨树立学习标兵活动。各系根据两年的学习成绩和一贯表现，经民主评选若干名三好学员进行了表扬，同时选定我和肉洛（来自果洛的藏族学员）为全院的学习标兵。在学校礼堂里展示了我们的照片和先进事迹材料，由院领导曲团长主持展览会，动员了全院教职工集中参观学习，选定我班的张晓贞同学为展览会的讲解员之一，并且最先讲解我和肉洛的事迹，其容颜表情和讲述风度吸引了广大观众，大家赞不绝口。
于此同时，我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开始接受新的考验。
之所以我有进步，是因为老师教得好。我记得祝宽老师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课，冯育柱老师讲授文艺理论，陈贤英老师讲外国文学，胡安良老师讲古代汉语，邓堪老师讲授古典文学，王荣德（同仁人，讲师，藏区方言研究成就者）、德确合（目前西北藏文语法权威教授）和李建文（《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校对者）三位老师授藏文课，还有李常福（体育名师，篮球教练，誉称青海的“亚非拉”）、马征老师等等都是我的恩师，他们孜孜不倦，言传身教，灌输养分，恩德无量，在此深表敬意。
1974年是我们毕业之年，4月14日中文系召集会议，对毕业前的课程及活动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章振文主任支持并讲了话，他说：毕业实践，要求走向社会，写关于教育革命方面的论文。我系要写批判《三上桃峰》的文章，同时配合报社写稿（文艺），要整理过去写的各种文体的文章。教学工作5月25日结束，毕业实践安排35天，7月15日起要搞毕业鉴定，分配教育，宣布方案，典礼大会等工作，最迟到7月20日全部结束……
根据上述要求，我们积极投入毕业实践，及时写出了新的文章，整理编印了工农兵学员《诗歌选》《实习教案》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7月18日召开了毕业典礼大会，颁发了毕业证书，令人激动。特别是之前从未进过校门的我，更是激情满怀，觉得自己在母校的温暖怀抱里，在诸位恩师的耐心教育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文化知识和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政治上、思想上和作风上得到了锻练，组织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圆了我的梦，圆了我母亲的梦！我的母亲贤惠、勤劳、善良、欢畅、聪慧、勇敢，是典型的蒙古族家庭主妇，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坚强的拉大了幼年丧父的三子一女，为我们顶起了一片天。母亲给了我暇满人身；尕书记（尕布龙省长）把我扶上了马背；母校民院给了我光明、智慧；故乡的人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让我一路顺风。虽然我在近30年的领导岗位上没有作出突出成绩，但我两袖清风，全心全意地和人民群众一道，为生我养我的圣洁草原努力奉献直到退休，深感欣慰。
我的同学
我对同学的情义连绵不断。
青海民院为伟大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大美青海的和谐发展，培养和输送了近万名各族干部和专业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仅以我们中文系七四级一班和二班为例，虽说是工农兵大学生，社会威望不高，但在我省各地区，各部门的实际工作当中，他们都是骨干，都能肩负历史的使命。我们两个班62人，都在青海、甘肃、海南、内蒙古和北京等地供职，都是科级以上行政干部和大中专学校的优秀教师。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20余名，其中厅局级高干4名，相当职称的还有多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忠于职守，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有道德，有素质，较好地弥补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层，为开拓青海贡献了力量，功不可没。如今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班集体的主要特点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没有一个贪腐官员。
我们毕业已有41年，岁月流逝的痕迹一道一道地刻在每个同学的脸上，若突然相遇，就很难相识。但是在母校怀抱里产生形成的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愈久愈浓。
曾经过石国正、李华旦等在宁同学的努力，于2000年8月16日在青海省民族宾馆举行同学聚会，前往机场迎接尊敬的程祥徽和黎大琦二位班主任分别从香港、成都远道而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见程祥徽著作），七四一班、二班的汉、蒙、藏、土、回、撒拉等六个民族的师生32名欢聚一周。程老师说：“这是一个世代的聚会，一次神圣的重逢！”……大家畅所欲言，表达思念。我们的心情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母校的怀里，不知不觉，非常自然的你呼我尕娃、我叫你丫头，你一杯，我一杯，尕娃丫头尽情干杯，当酒杯轮到我时，我就高举“金杯”放声唱起了蒙古敬酒歌等，斟满“奶酒”，敬给了恩师，敬给了同学，尕娃、丫头全都拍手、伴唱，载歌载舞，全都沉浸在当年的欢愉之中。程老师激动万分，当场挥笔写诗，描述动人的场景，题为《为了一次世代的重逢》，文中对我恩赐赞语：
当年英俊的投篮手
变成黑中带红的大汉
腼腆得像姑娘的小兄弟
早已当上县委书记
隐藏了三十年的歌喉
今天才放声高唱
那歌声震动南山
也惊动当年的笛王和手风琴手
自编自唱的歌词多么温馨：
相聚总是短暂
友谊却是永恒
杯盏交错
欢笑不绝
更夹杂著多少激动的泪水！
我们依然那样年轻
我们永远那样真诚
我们又在筹划另一次聚会
另一次神圣的重逢
这种感人的情景终身难忘，而且非常遗憾的是2013年7月在古城西宁实现老师“另一次神圣的重逢”诺言之时，我未能参加，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六世嘉木样大师亲临我县视察，历时13天，期间我等参与接待工作，所以只好请华旦和李华旦同学替我向老师赠送了《先祖言教》（即我的译作），并告知情况，后来我收到了程老师再访西宁的纪念厚礼，并有老师的亲笔签名。我共收到老师的诗词著作等八本，这些著作曾指导我学习，并成为我人生的精神财富。愿我的所有同学焕发精神，努力学习、传承、弘扬祖国文化，为青海民大争光。
多杰仁青，男，蒙古族，1948年4月生，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1974年7月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中文系，曾任青海省河南县委副书记、河南县政府副县长、河南县政协副主席、河南县人大副主任等职，2008年1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