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我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如今正在各地各层次不断推进。但今天的学习型社会并不是突然冒出的东西，其实古人比如明朝的绍兴官员，也很注重学习。谈明朝绍兴官员的学习，就是穿越四百年时空回到先人生活的场境，从他们的智慧里汲取今人应该学习的思想与营养。
　　　　　　　　　　　　一、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主要方式
　　明朝绍兴官员的在职学习方式，首先是自学。自学就是一个人苦思冥想，一个人遍阅群籍，一个人苦苦求索去探寻真知。这应该说是明朝官员，也是古代知识分子和今天一切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学习方式。比如王阳明以兵部主事疏斥宦官刘瑾，被谪贬贵州龙场驿丞期间，正德三年（1508）发生的“龙场悟道”，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 舌难语……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郭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自计得失荣辱”、“日夜端居澄默”、“中夜大悟”、“默记五经之言证之”云云，描述的都是自思自悟自学中常有的状态。
　　第二种以下属集体学习。首先是有固定场所的书院学习。如据《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十八《名宦后·南大吉传》记载：“嘉靖初以部郎出守郡……时王文成公讲明理学，大吉初以会试举主称门生，犹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文成。……乃葺稽山书院，创尊经阁，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刻《传习录》，风示远近。文成振绝学于一时，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皆大吉左右之也。”王守仁撰《尊经阁记》云：“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可见，陕西渭南人南大吉到绍兴来做知府，在如今的府山西坡翻新重建稽山书院，让山阴知县、洛阳籍吴瀛具体负责重建工程，初衷是出于自己对阳明心学初“未能信”，“久之，乃深悟痛悔，执贽请益文成”的需要，才推己及人，“简八邑才俊弟子，讲习其中”，让绍兴府下面8个县的优秀知识分子都来稽山书院，听时任兵部尚书、回乡省亲的王阳明讲学的。显然，在这样的书院中，和王阳明一起探讨良知之学的，不仅仅“八邑才俊弟子”，还包括绍兴知府南大吉、山阴知县吴瀛等一干绍兴在职官员在内。也应该是绍兴全境缙绅阶层对阳明心学的这种热忱研讨、传承、尊崇，对远近产生示范效应，才使“文成振绝学于一时”，产生“四方云集，庖廪相继”的四方来绍求学盛况。
　　第三种叫仕学所学习，这是专门讨论为官之道的集体学习。大家都熟悉《论语》上的两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历史上曾引起无数的讨论。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对这句话有一个解释：“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做事、做官做的好，再学习，一定可以帮助你更好地做事、做官；学的好，再去做事、做官，一定可以检验和深化所学。万历十一年（1583），绍兴知府萧良干把这两句话落实到行动上，在原来的稽山书院旁边办了一个仕学所。《万历绍兴府志》卷十八《书院·府城内·稽山书院》附载其《仕学所记》说：“始吾之学于家也，严惮有师，切磨有友，日置其身于圣贤载籍之间，而世故无所入其胸臆；然且作焉、辍焉，若或恣焉。今之仕也，肆于民上，所颐指而气使，皆畏我也者；所奔走而趋承，皆顺我也者。利禄荣名之私，日眩乎其中；而赞毁讥谗、荣辱得丧之故，又时时相寻于其外。吾于此其能无忽心乎？能无羡心乎？能不恶怒而动摇矣乎？吾虽时觉之，而倏忽兴仆，莫能自必者岂少也？吾兹进而与诸生聚讲于斯也，吾心惕焉，若寐之醒焉、豁焉，若滞之决焉；向之忽者、羡者、恶怒者、动摇者，不俟规诲，不烦言说，毛竖骨竦，与汗而俱出也。已一会聚，则一警策；愈警策，则愈凝定。……故吾孳孳进诸生而会也，若将以化导诸生，而岂知吾实藉诸生以为鞭影哉！……吾之名堂也，盖以自况也。”可见这是绍兴主官和在学诸生的集体学习，借以始终保持自我警惕和自我完善。
　　第四种是学社学习，这是无固定场所却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集体学习，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学会或研讨会学习。比如据陶望龄（号石篑）《证修社会跋语》等文献，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时任云南参议、归乡省亲的嵊县周汝登主持，时任翰林院编修、同样归乡省亲的会稽陶望龄襄助，在府城北阳明祠成立的证修学社；据刘宗周《同心册序》、刘 《刘忠介公年谱》，有天启五年（1625），由时任通政司右通政的刘宗周，与其表兄沈中一在蕺山解吟轩成立的同心学社；据《刘忠介公年谱》，有崇祯四年（1631），由时任顺天府尹刘宗周，与时任广东肇庆府推官陶 龄等，大会绍兴缙绅学士二百余人，在绍兴府城江桥成立的证人学社等。其中，《证修社会跋语》载，“耳听目览之谓证，手持足运之谓修。……越，二王子（王阳明、王畿）之乡也，自龙溪殁而讲会废。钱君、刘君与同志若干人，始缔为社，名曰证修，而谒海门（周汝登）子主之；以仆之辱交于海门也，令书一语于册后”，云云。《同治嵊县志》卷十三《乡贤·周汝登传》对此也有记载；并载在这之前，出任南京兵部主事、郎中期间，周汝登积极参与当地的学社研讨，那时就是学坛的执牛耳者了：“南都讲会，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汝登为《九解》以伸其说，弟子日益进，执贽者千余人。”
　　　　　　　　　　　　二、明朝绍兴官员在职学习的显著成效
　　首先是推进治理。学习的主题是做圣人，好像是句空话，但做圣人的途径却是具体的；特别是阳明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强调在实践中“致良知”，强调“察之隐微，见之行事”，这就把学习的归宿落实到从政行为上。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明朝认真学习的绍兴官员，都在管理绍兴地方政事方面取得卓著成效。比如南大吉，就修建了绍兴大禹庙，我们今天看到的“大禹陵”三个字是他亲自书写的；扩建了曹娥庙，表彰全境节烈女性，拿她们来配祀；修建了绍兴府城的楼堞；疏浚了绍兴的府河、运河和若耶溪，打通了绍兴府城内外的水系。王阳明就为府河的疏 撰有一篇《河记》，对南大吉的敢于善于干事，造福于民，加以表彰：“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规月筑，水道淤隘，蓄泄既亡，旱涝频仍，商旅日争于途，至有斗而死者矣。南子乃决阻障，复旧防，去豪商之壅，削势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谤，从而 之曰：‘南守瞿瞿，实破我庐；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厉民欤？何其谤者之多也。’阳明子曰：‘迟之，吾未闻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是秋大旱，江湖龟坼，越之人收获输载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于垫溺，远近称忭。”
　　第二是形塑清廉。比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二《乡贤三·理学》载：“季本，字明德，会稽人。……师事新建，获闻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旧学而一意六经，潜心体究。久之，既浸溢，惧学者骛于空虚，则欲身挽其敝，著书数百万言，大都精考索，务实践，以究新建未发之绪。历仕与处，从游者数百人。……召为御史，以言事 升沉者二十年，止长沙守。……归二十余年，家徒四壁立，借居禅林，以著书谈道为乐。”过去讲“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位从“师事新建”走到“究新建未发之绪”的阳明心学学者、进士出身的长沙知府，却老来在寺庙里借住，连家都没有。还有陶大临，绍兴陶堰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榜眼，万历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历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货真价实威高权重的大官。《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乡贤二·列传后》载他，“貌不胜衣，而识沉守介，屹然不可动摇”，“于取予尤严，无论金帛，即书画名玩之遗，必峻却之，泊然无所好也。卒之日， 无嬴金”。王世贞为撰《陶文僖公传》，内载一“奇事”：“尝迎韩淑人养于邸，得疾卒，公以丧归，……故陆都督柄方重，伺公窘于棺，遗之美材。”如此大官，母亲去世，连像样的棺材都置办不出！还有一个会稽王舜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官刑部、兵部郎中、四川参政、陕西右布政、吏部侍郎，拜工部尚书，《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三《列传后》载他，“劳瘁竟卒于邸舍，萧然四壁，榻前一敝簏，书数卷，无不叹服其清云”。明代，做到六部尚书，也就是位极人臣 ，但这位位极人臣的王舜鼎，去世时竟一无所有，只有破书篓子里的几卷书而已，至死都是书生本色。
　　第三铸成强者。以上两点就是今天所说的干事、干净，做官造福、为政清廉，但要做圣人，能干事、干净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强者。圣人是要敢于抵抗压力的。因为学习，绍兴官员成为明代中晚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最杰出的一批强者。从正德朝的反对宦官刘瑾，嘉靖朝的反对奸相严嵩，到天启朝的反对宦官魏忠贤，酷爱学习的绍兴官员一直都是举世瞩目的铁骨铮铮人物。例如，反宦官刘瑾，绍兴有王阳明和其姑父牧相，勇敢地站在前列。如《万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乡贤之二·列传后》载：“牧相，字时庸，余姚人。少受业于王尚书华，华器异之，妻以女弟，令与文成公同学。弘治己未，遂与文成同举进士，授南兵科给事中。时逆瑾擅权，流毒朝野，相偕给事中戴铣，疏其不法数十事，忤旨械系赴京，廷杖九十，绝而复苏，下锦衣狱，时文成为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得罪系狱三月，相 职为民，文成谪龙场。”反对奸相严嵩，有“上虞四谏”、“越中四谏”等绍兴士人是全国的急先锋，并付出惨重代价。这里只看严嵩发迹伊始，“上虞四谏”中两个并不太显赫的人物。《明史·谢瑜传》载：“（嘉靖）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为解，而谓诸臣中无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圣怒，奸状显然。……居二岁，竟用嵩为相，甫逾月，瑜疏言……又三载，大计，嵩密讽主者黜之。……瑜遂废弃，终于家。……与瑜同县、同举进士，以劾嵩得祸者叶经，……嵩为礼部，交城王府辅国将军表柙谋袭郡王爵，秦府永寿王世子惟 与嫡孙怀 争袭，皆以重贿遗嵩，嵩受而许之，经闻即劾嵩。……又二年，经按山东，监乡试，及试录上，嵩见发策语多忤时，因指为诽谤……逮赴京，既至，系诏狱考掠，复廷杖经八十，斥为民，竟以创重卒。”
　　第四成就学术。学习学习，追根到底也还要成就学术。古代几乎没有专业学者，今人所知古代各种学派、学术思想，大多是从事其他实际工作者特别是官员的在职副业。明代绍兴官员在这方面又是举世难匹的典范。纵观明代学术思想史，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思想学派，五百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学说，孔子、朱熹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学派——阳明心学，及其浙中王门学派，儒学史上最后一个纯儒学派———蕺山学派，均为绍兴官员通过在职学习、研讨所创，这是特别了不得的，因为伟大的思想学术派不仅是所在时代的灵魂，还会深刻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