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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1950～1951年这一学年，我深深地被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吸引住了。
　　当时人民大学开的经济类课程有许多门。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统帅”课。下面是各经济专业的专业理论课，货币流通与信用就是其中的一门。无论哪门课，那时推上讲台开课的大都是与我类似的二十多岁的知识青年。在相互交流之中，其他课程的教师对于我们讲授货币银行学这门课非常羡慕：只有这门课，有讲不完的内容，有看不完的参考书，这门课的理论推导好像层出不穷，没有尽头。
　　应该说，开头的第一年，只不过窥视了货币银行学内容的小小一角。比如，那时对于如何从宏观经济视角认识货币银行问题还没有入门。但的确已能感到———当然是迷迷糊糊地感到，这门课程有着极其深邃的知识宝藏，可以足够供自己未来的岁月去寻幽探胜。
　　这门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是《资本论》。同学没有时问啃这样大部头的经典著述，教师则必须啃。这是第一次恭恭敬敬地阅读古典的经济学名著。面对这部十九世纪用严谨的德国思辨逻辑写出来的经济理论，好像遇到一面玻璃墙，无法登堂入室。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是怎样的具体动力推动自己向里钻。读不进去，硬着头皮读；读一遍不懂，反复读；反复读若有所悟，但是邪非邪，朦朦胧胧，更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再读再思索，一旦之间，突然觉得多少把握了要领，有了自己的解读。
　　学货币银行学，还遇到一重必须跨越的障碍，那就是翻译关。货币银行学是外来的学科，主要文献讲的是外国的实际和外国的理论。当时，绝大多数人，不懂外语，学习这门学科只有靠翻译过来的中文文本。翻译，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是一项十分值得敬重的工作。但这项工作既辛苦，又艰难，无论怎样推敲，选定的几个中文文字极难把原文所包含的全部信息包含无遗。不懂外文，只读译文，只能定格在译出的那几个中文文字上，而无法全面领会译者对外文的理解，更不要说原文的丰富内涵了。于是，或生背硬记那几个中国字；或望“中文”之字，生“外文”之意。这中间，曾引起种种无谓的争论，浪费许多精力。如“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是那时我们学货币银行学碰到的第一个“定义”。“一般等价物”，这在中国的日常用语中是没有的，在古往今来的施政对策文献中也未曾遇到———陌生又有点神秘。背这几个字不难，但不理解含义，这样的定义有何用处？那时有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和英文译本。俄文的一般等价物是ВсеоъщииЭквиалент；英文的一般等价物是UniversalBEquiv-lent。Всеоъщии和Universal，译成“一般”是不错的，如果译成“普遍的”、“公共的”、“共同的”……也同样可以成立。Эквиалент和E-quivalent译成“等价物”很简练，但属书面的学术语言，如转换为通俗的语言，不过是指：与某种对象在数量上、价值上，或某种可比的标准上“相等的东西”，“相当的东西”……，含义并非难于把握。有些同志害怕“曲解”了科学语言，宁可死记硬背佶屈聱牙的译文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我坚持把翻译来的“科学语言”与生活实际接轨。这帮助自己不断克服阅读佶屈聱牙译文的障碍，也不时从中找到乐趣……“学”，从不懂到懂，是享受；“教”，也就是从“自己懂”到“使人懂”，更是享受。进入教学实践，不时领悟到，从“自己懂”到“使人懂”，同样是十分艰辛的过程。往往是攻读一个问题，觉得搞懂了，但要自己下笔用文字表达自己之所懂却表达不出来，发现“觉得搞懂了”却并未搞懂。更进一步，当能够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出来之后，又发现在课堂上却不会用课堂讲授语言讲给学生听。书面文字的一句话可以是几十字，上百字，可以用冷僻的甚或是自造的词汇来表达自己所领悟的科学内涵。而课堂语言，虽然较之生活语言可以有较多的名词术语，但名词术语应是同学熟悉的，而且不论是怎样复杂深奥的论证，只能用短语句的组合来讲解几十字上百字语句中的逻辑关系，读的时候，可反复分析，听的瞬间则难以把握。能不能把长句转化为短句的组合，往往也是真懂与并非真懂的分界。
　　1993年，我写过一篇《自述》，有这么一段：
　　“本来，少年时的志向既不愿当清贫的教师，更未想到进入经济理论领域。那时，一心想学工，将来当个工程师；如迫不得已学人文科学，向往的也是文学、历史之类。中学毕业时，一场大病失去了升学机会。在历经坎坷之后，于1946年，用当时的用语来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即跟随中国共产党投入波澜壮阔的解放全中国的滚滚巨流之中。在那摧枯拉朽、地覆天翻的年代，个人的荣辱得失和事业理想都显得非常地渺小。虽然也想‘革命成功之后还是学工，但当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际，分配我从事经济理论教学，也就欣然接受了这一决定终身职业的安排。”
　　接受组织安排是一回事，真正从内心、从情感上爱上这项安排又是一回事。开头的第一年，“学”也好，“教”也好，诸多的兴奋点，推动自己走上喜欢钻研货币银行学，喜欢讲授货币银行学之路，并乐此不倦、形影不离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