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儒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1977年的高考,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
我的家乡在河南杞县,我是杞县高中1966届毕业生。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高中毕业班的同学正在夜以继日地拼命复习,全力准备高考。文化大革命前,上高中的人很少,我们杞县高中每年只招两个班,每班54个人,全县的高中毕业生不过一百来人。我在班里学习成绩好,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学校老师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家是杞县的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是开封市第四中学语文教师。全家人都希望我考上大学,为家里争光。
然而,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和我们一家人的命运。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废止现行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下,父亲患心脏病,在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对病床前的妈妈、弟弟和我说:“我教了一辈子书,辅导了那么多学生高考,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啊!”
父亲逝世,我家没有了经济来源,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了。我心灰意冷,心想这一辈子算完了。当时,我姐姐在一个军工企业工作,因为备战的需要,工厂建在豫西灵宝县的山沟里,我就下乡到了灵宝。后来,豫西轴承厂招工,我就进厂当了学徒工。文化大革命前,考大学是不能结婚的。我一直晚婚,希望能考大学。然而,1972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时,对照推荐条件,我显然不够格,理想的火苗再一次被浇灭。
当时,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家庭对子女上大学的问题看得很重。大学招生用推荐的方法,“走后门”现象严重,真正学习好的学生上大学很难。这话又勾起了我的心病,看着报纸,我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车间里的师傅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跑过来问我,我无言以对,擦了擦眼泪,说:“没什么,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师傅劝我回宿舍休息。
正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1977年10月20日晚上8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了党中央决定对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新闻。用当年的话说,就是“红色电波传来了特大喜讯”。别人对于这条新闻,也许并不在意,但是,对我来说,却特别重要。第三天,我费了好大劲,找到了一张21日的《河南日报》,仔细阅读,报上说:“考生年龄一般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对实践经验丰富,并钻研出成绩确有专长者,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算“实践经验丰富,并钻研出成绩确有专长者”,但,我正好30周岁,婚否又不限,这条件是符合的。我就下定了报考的决心。
当年参加高考的报名费仅5角钱,听教育局的老师说,这是中央定的全国统一价格,不加收其他任何费用。我报名时,得知高考时间是12月中旬。从报名到高考,仅一个半月,时间紧,高中的教科书也找不到,报文科好,还是报理科好?我拿不定主意。报名桌前,众考生议论纷纷,好多人都说理科好,有人说,学文科,搞意识形态的工作,容易犯错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理科保险。我想想也对,就报理科吧。
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很多,年龄最小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仅16岁,因为文革中小学是五年制;年龄最大的是我们这些高中老三届毕业生,30岁。考点上没有高考大纲,社会上也没有复习资料,大家都没有参加过高考,如何考法,各科的考试范围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报名后,我急忙回杞县老家找书。谢天谢地,我高中的课本还在。我激动地抱起书本,走十几里路到乡下,跪在父亲的坟前,告诉父亲的在天之灵,我报名参加高考了。
因为高考来得太突然,准备时间又太短,政治和语文,复习无从下手。我只好专看数学、物理和化学。我虽然11年没有看过高中的课本了,但是,我自信,越是复习时间短,对我越有利。因为,报名的人虽多,但各人的知识参差不齐,我是当年学习成绩最好的老高中毕业生,基础扎实,数理化知识不会忘,即使不复习,也比文革中没学多少知识的高中生强,与他们竞争,起跑线不一样,我是有优势的,一定能考上。
1977年的冬天,是结束十年文革后的温暖的冬天,“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想起了这句电影台词,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1977年12月18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我终于走进了高考的考场,开始了改变命运的拼搏。11年的等待,全家人的企盼,就在今、明两天。我深知这次高考,对于我的人生是多么的重要!我一定要拼命争取成功,决不留遗憾!参加高考,我坚守两个原则,一是每道题都要答,特别是语文和政治,一定要把试卷上留的位置都写满,相信自己写的只要与标准答案沾点边,就能得分。二是每次考试,一定要等结束的铃声响起,监考老师喊起立交卷时再交卷,答完了,多检查几遍,尽最大努力,减少失误,能多得一分是一分,早交卷,也不多给一分,何必提前交卷呢?
说起来也怪,高考时,每次走进考场前,我总要先进厕所小解两、三次。我一直怀疑自己是否有什么病,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也就算了。前几年,我看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著名小品演员郭达说他有一个毛病,每次上春晚演出前,都要小解几次。我感到很激动,真是遇见知音了。1977年12月的高考,对于我来说,其重要意义,就象演员上春晚一样重要吧!
理工科考的是语文、政治、数学、理化四门课程。两天紧张的高考很快结束了。冰雪融化,万象更新,美好的春天降临到了人间。1978年元旦后不几天,高考分数下来了,我考了298.5分。2月中旬,我接到了洛阳农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这张白纸黑字看似普通的录取通知书,给我和我们全家带来多么大的欢乐和幸福啊!我11年的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打开通知书的时候,激动的热泪夺眶而出,朦胧了双眼。我真正感到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我们的党真好,我们的国家真好,粉碎“四人帮”,我们真正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解放区的天”真是明朗的天!
1978年3月8日,这是一个万物生发、阳光明媚的春天。31岁大学生的我,跨进了大学校门,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一个月之后,万紫千红的洛阳牡丹盛开了,我们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7705班全体同学到学校附近的牡丹公园观看牡丹,我激动万分,文思潮涌,当晚,写出了赞美洛阳牡丹的散文投寄河南日报编辑部,10余天之后,1978年4月30日《河南日报》第四版“工农兵文艺”副刊上半版基本上全文刊登,标题是《喜我来时正遇春》,署名是:“洛阳农机学院新生韩明儒”。我成了学校的“名人”。多年后,省会一位作家对我说:您那篇《喜我来时正遇春》表达了全体77级大学生的心声!表达了恢复高考后一代青年的心声!表达了十年动乱后我们国家的人民渴望美好生活的心声!
后来,我才知道,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再次复出后,拨乱反正,力主决定的第一件大事。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570万人,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7%。我们的国家,历经十年“文革”的劫难,当时,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纸张匮乏,还是邓小平同志拍板,紧急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才解决了570万份高考试卷的印刷用纸问题。我们打心眼里感谢党中央,感谢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恢复的是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正义,恢复的是理想、信念和希望。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命运!30年前的高考,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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