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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鸣
　　关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内在要求。这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的前提条件和道德责任。知识分子是人类的精英，由于其对道义的自觉承担，关怀是必然的。又由于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所以关怀又是可能的。可以说，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内核和价值体现。然而，单凭主观上的关怀并不能使知识分子有何积极的作为，仅仅关怀是不够的。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演进是伴随着自我异化的运动。极权、专制、愚昧、偏狭等等对人性的戮杀和对人的尊严的亵渎。无不刺痛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在反思基础上的批判成了知识分子的依托。人类之所以没有在内耗中沦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无情批判。关怀道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也是知识分子批判的出发点；批判却使知识分子的关怀得以伸张和实现，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高贵。处于对人类前途的担忧和对人类自身的肯定，知识分子不得不拿起批判这犀利的武器。一个士兵保家卫国是其责任，但没有武器多少使士兵显得有点滑稽。批判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正如全副武装的士兵使对手不敢轻视。总之，缺乏批判精神的关怀并不能使知识分子有任何好的建树。批判，独立的批判是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素质。
　　批判不是谩骂和以势压人，那些只是流氓和无赖的行径。“文革”式的所谓“批判”只是搞臭了批判的应有之义。批判在康德那里应是以理性法则为基准的批评、检查和追问。真正批判的威力使一切有违理的丑恶、虚伪、卑俗和残暴无所遁形。我们坚持使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批判。然而这只是理想，真正有效和有力的批判并不是轻易就能实现，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是这样。
　　上面已提到，理性法则是批判的基准。理性的含义很广，但科学、独立、自由是其核心要素。科学说的是真假问题，物质性操作性较强，在我国传播较广。而独立和自由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个。独立和自由本身不但是批判的导向，而且是批判的基础。也就是说，进行批判是为了争取人的个体独立性和自由权利，同时独立和自由也是批判所必须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概括得甚为精当。独立的人格是知识分子批判的依托，自由的思想是知识分子保持批判的敏锐性和前瞻性的前提。无法想象，在人格上依附其他事物、在思想上亦步亦趋的所谓“批判”会有何力度。独立和自由要求知识分子先解放自己、审视自己，在超越的高度上完成自身的涅槃。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审视自身时，却发现了如缕的失望和悲哀。由于历史上封建奴化教育的惯性和现实危机的重压，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独立自由时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孱弱和妥协。他们既没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斗争勇气，也没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以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宽容和坦荡。他们往往肯为了某种乌托邦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却很少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因此他们总把理想寄托在极权之上，并因此而消解了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这表出一种为成大事而漠视一切个体自由的群体意识。尤其严重的是，单自身受压制时便思自由，而单自身获得自由时便不许别人有反对的自由，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总陷于受压制和压制别人的怪圈之中，总体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状态是停滞和沉闷。于是中国辉煌的古典文明后面，又留下了多少挣扎的可歌可泣、多少失望的沉重叹息。
　　在今天这逐渐趋于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已再无“五四”外忧侵扰的后顾之患，这就为知识分子独立而自由的批判提供历史背景和用武之地，批判愈成为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转型期的社会最富可塑性，是否转向较为合理的社会形态主要依赖于社会的素质和认识，其中尤有社会精英的作为。虽然谁也不能决定社会的走向，但积极的关怀和清醒的批判却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知识分子显然分担了重要角色。关怀当然要面对利益分配和民众生活，但更重要是对人的尊严和个体价值的关注。过分强调群体而忽视个体只会导致个体湮灭和对个体戮害，最终导致人的信任的崩溃和秩序的失控。关怀的终极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平等和谐与人类的尊严，其具体目标只能是源于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同时，承认人价值和肯定个人的独立与自由，将使知识分子不再孱弱、批判更具力度。此时知识分子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迫切也是首要的任务是站在体制外的超越高度上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开展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批判。
　　说到底，关怀个体，从而关怀整个人类，是批判的终极意义；从个体出发的批判，是对关怀的承诺。这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品质。中国的未来寄托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否担当这个重担，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