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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三十年。三十年中，人们谈论最多，关注时间最长，让数亿人牵挂的事物莫过于高考了。随着“高考独木桥”、“高考指挥棒”、“高考舞弊”、“高考移民”等话题的不断涌出，人们对高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可能还会关注下去，批评下去。我是过来人，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站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的角度，把一段往事提起，可能对人们历史地看待新事物的起点，会有一些帮助。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十五、六岁时，到了离公路还有一百多里的大山深处。白天在民办小学里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和农民在一起到山上的草棚里守庄稼，经常和豹子、野猪打交道。每一年，公社总有几个人被敲锣打鼓送去上大学。那时的口号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员是上面分指标，下面推荐选拨出来的，文化水平有高有低，但必须是根正苗红，所以大多上大学的都是干部的子弟，对于我来说，要上大学，想一下都是犯罪。
　　一九七三年六月的一天，公社突然通知我，叫我准备一下，要推荐我参加当年的高考。我真搞不清楚是福是祸，这个馅饼怎么会掉到我头上。后来才知道，这年大学招生要考文化课，公社选中的几个干部子弟没读啥书，不敢去考。公社选不出人又怕丢面子，就想起了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在这里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等到了考试地点，才知道是邓小平又出来工作了，要全面整顿，所以对高校招生作一点改革。考题相当简单，事后招生的老师还和我谈了话，暗示我录取问题不大，回家把行李准备好。一个星期后，报上登出了张铁生的一封信，我一看心就凉了，知道上大学的事没戏了。那一年录取，主要是录考分低的，理由是考分低的一定在农村劳动好，考分高的证明他不好好参加劳动，只想着复习功课，张铁生称这些人是“大学迷”。在“四人帮”的干扰下，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后来被称为交白卷上大学的可笑闹剧。我也就糊里糊涂被涮了一把。不久，邓小平又被打倒了，说他搞修正主义回潮。
　　到了一九七五年，我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被收编到一个十六人组成的知青点。因为我年纪大些，劳动技能也全面些，大家推举我为知青组长，同时又是生产队里的民办教师。毛主席逝世时，我带着大家去帮贫下中农扎花圈，到队部去布置悼念的灵堂。
　　“四人帮”垮台时，我们是晚上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个晚上，我们把仓库、大队部的墙上都贴满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第二天民兵连长非说我们是反革命，直到中午他们听了广播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从此，我们就感觉到形势在变，可又弄不明会怎么变。
　　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炸雷，在当时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中引起的震动，真不知如何形容。所有的人都奔走相告，许多远在城里的父母，直接跑到乡下，找自己的孩子，催着请假回城备考。农村的青年，特别是老三届，个个两眼放光，把丢弃了多年的课本从床底下找出来。不管是在路上，坐在车上，还是在田边、车间，到处都在交谈着高考。大家见面都问复习好了没有，都是满面笑容，好像已经被录取了似的。
　　我有过七三年的教训，这次还是不敢造次。知青点的战友都走完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坚持着。把三个班的学生合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放学后，先割完一担红薯秧把两头猪喂了，再做下午饭。晚上改完作业，才把借来的几本中学课本拿出来看看。大约半个月后，大队支书来了，叫人把猪送到生产队养猪场寄养，让我回家专心复习，说不能再亏了老实人。
　　终于到了考试那一天。当时怎样集合，怎样开会讲要求都记不清了，北门坡广场黑压压都是人。我前面站的一个人头戴一顶草帽，裤腿挽老高，象刚从田里出来一样，背都有些驼了。开始进场后，我才看见考场外划了警戒线，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楼顶上架了机关枪。进考场时，工作人员验证，两个持枪者站在我两边，枪刺闪着寒光，我突然有了犯人的感觉。进屋后对号坐下，监考者的椅子放在讲桌上面，监考人居高临下，目光如电，看得我背后发凉，四个墙角站了四个武装人员，右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今天一回忆，还是满脑子都是枪。后来听领导们说，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谁也不敢大意，一是为了保护考生，二是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今天看来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但也可见当时高考在人们心中的份量。
　　两天考完了，我们知青组的凑在一起对答案，有趣的是我们有六个同学编在一个试场，我们竟谁也不知道，谁也没见到谁。说实话，进了考场，大家连头都不敢抬，稿纸掉地上了，只能举手让工作人员帮你捡，谁知道自己前后左右是什么人啦。回知青组后，大家都没心思下地了，反正是冬天，我们把猪杀了，每天吃一顿肉，要把几年的亏欠都补回来。漫长的等待一直到七八年三月，陆陆续续有了谁被录取的消息。上千万人考试，只录取二十几万，多少人失望啊，但许多有志者刚走出考场，就开始了第二次备考。
　　我觉得自己考得还行，只担心通知书来了被公社领导给扣下来。这在当时是常事。我一个朋友，两年前被录取，通知书到了大队书记手里，非要他和自己女儿领了结婚证才允许他上学。我们公社也有不少人为我担心。如果公社找个什么理由把我扣下来，我找谁评理去。镇上有一个刚退休的干部，挺身而出，每天上午十点，就站在公路边等送邮包的班车，等县里邮包一到，他先查一遍，怕别人把通知书领走了。三月底的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个在镇上读书的孩子满头大汗跑进我的教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喻老师，王所长说你的通知书来了。他已拿到手上了，让我先给你报个喜。”我顿时泪如雨下……我在泥里水里风里雨里苦干了六年，拉板车、抬石头、挖塘泥、排哑炮、犁地、耙田、挑粪、烧炭，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险活我没干过？现在我终于可以抬起头，挺起胸了。
　　离村那天，生产队摆了四桌酒，所有干部都到了，轮流向我敬酒，都只说一句话：“苦了你了，别忘了这里。”我教的孩子们排着长队送我，走了十里山路，一直目送我上车。我一根扁担，挑着一只木箱、一床被子走出了大山，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七七年的高考，对我个人来说是命运的拐点，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又何尝不是呢？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正是从那次高考开始，读书人又受到社会尊重了。知识分子也成了工人阶级一部分，再不用无休止的改造了。七七年高考，改变的不仅是教育制度，可以说它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正是从高考这里迈出第一步的。后来的“科教兴国”国策的制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提出，都和高考改革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今天，高考仍在继续，而且社会上各类考试层出不穷，招聘要考，评职称要考，有时选干部也要考。看看世界，东方、西方，不都把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主要手段吗？我们有人批评考试，无非是两大理由，一是有人考得不错，但不见得有才；二是有人确实有才，但不见得能考好。可凭心而论，这种现象不是主流。考试制度是中国人发明的，提出设想在隋朝，开始实施在唐朝。这一制度的提出直接是针对陈旧的门阀制度的。用一张考卷抹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之分，考卷面前人人平等，使多少社会下层的人有了进取的希望。所以这一制度一诞生就一直延续下来，我国实行现代教育以来，旧中国时因为贫困使得多少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又因政治审查使许多人无缘接受高等教育。文革的推荐选拔与其说是创新，倒不如说是汉魏时期“举秀才”“九品中正制”的翻版，只有七七年以后的高考，才真正实现了考卷面前的平等。
　　是的，我们的高考，乃至我们的教育制度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仍然需要改革，需要创新。但作为一种制度，它是正确的，无可替代的。三十年来，高考为多少贫苦孩子、百姓子弟提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为多少有出息的学子插上腾飞的翅膀。更重要的是，高考制度的恢复，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为随之全面实施的改革奠定了坚定的群众基础，其最突出的贡献是，为中华民族的昌盛崛起准备了数以千万计的优秀人才。三十年发展，高考功不可没。（作者 喻斌 系郧阳师专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