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3月19日，杀害包钢医院女医生朱玉飞的凶手李兴龙经终审判决执行死刑，加上此前浙江温岭杀医案被告人连恩青被判死刑。但是杀医、辱医案件却没有偃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杀医案、北京蒙面杀手连环袭医案……当一连串的袭医事件还是不断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免唏嘘。尽管现在是早春三月，中国的医患矛盾却已然进入一个多事之秋。
　　为什么会发生接二连三的杀医伤医事件？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反思。
首先，患者的“治愈”预期与医学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患者进入医院之前，对医生怀有无限期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治愈”的心理预期，在医院至少不会出现“死亡”，这种心理预期与当前医学技术的局限性相悖，许多情况下，患者认为医院就该救死扶伤，不容易直面医学的局限性。面对繁重的门诊压力和患者渴望的眼神，医生在很多时候单纯凭借经验无法诊治，就容易依赖医疗器械的检查。同时，医生可能由于手术、门诊压力不能详细解答时，患者容易在主观上认为发生了“过度医疗”、医生乱开处方，容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加上患者及其家属在看病之前已经对医生有了“刻板印象”，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医患矛盾；
　　其次，合理分流患者的政策导向不够明晰。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引入市场元素，探索更加公平、公正的医疗体制，试图建立“病有所医”的良性循环。但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目前远远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看病就医的需求，“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冷冷清清”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在合理分流患者、分配公共卫生资源方面，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基本职能依然存在很大的挖掘潜力。大型综合性医院过多患者扎堆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更加不均衡，“排队等候时间长”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就更加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心情复杂，容易引起患者不满；
第三，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面临日益严峻的医患矛盾，医生的做法有时会将规避责任作为医疗行为选择的重要考量。为了争取更加完美的治疗效果，他们开始寻求“佐证”，扩大检查，过度医疗，对于治疗结果没有更大帮助，却增加了患者的费用和痛苦。同时，为了规避日后的矛盾，医生一般会做到每项操作都有依据，做很多检查，这样就可以在纠纷的时候完美脱身。这种无奈之举变相增加了患者成本，使医患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容易导致恶性循环。
　　频发的医患矛盾令人触目惊心，更使得一些医务工作者和有良心的媒体人喊出了“中国医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话语。作为治病救人的神圣行业，医生的现状为何如此悲戚？当社会如此对待医生，我们不禁扪心自问：明天，谁为我们看病？
　　在法治社会，所有的医患矛盾和冲突的暴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对于医护人员的伤害，本质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医患纠纷、弱势群体、任何抱怨，都不应该成为凌驾法律之上、践踏法律底线的理由。对医护人员暴力的伤害远远不止几个医生护士，而是整个行业的信心和安全。我想，医生行业走到今天，已然成为高危职业，需要反思的不仅是无辜的医生和患者，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