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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乐府〈上邪>的几处字句解释》一文中，我们谈了对于《上邪》字句解释的一些意见，本文拟就这首诗的艺术特色作些讨论。
　　《上邪》是什么性质的作品？乐府民歌。它最大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四个字足以概括：质朴，俚俗。此诗当是一民间女子因某种需要对天起誓，表白其对情人忠贞不二之心的一篇言语，而且没有或基本没有经过他人的润饰修改，用传统的话语说叫“不啻若自其口出”，用时髦的说法叫“原生态”，所以弥足珍贵。
　　不止一位学者拿《上邪》与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比较，或谓前者影响、启发了后者，或指出两者艺术手法之“异曲同工”。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一诗一词都是民间作品，又都是女子关于爱情的自誓之词，则它们表现手法或曰艺术特色的相同相似，当与这些因素有关。
　　可惜后人常以纯文人的眼光看待这样的作品，其解读便不免错会其意，似是而非。清人沈德潜《古诗源》卷三评此诗云：“山无陵下共五事，重叠言之，而不见其排，何笔力之横也！”这已有把民歌当作文人诗作解读的意味，但还不是太离谱；至于当代一些注本或文学史著作的分析，则走得更远了。例如辛志贤等《汉魏南北朝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30页说它“叙写五事，或用三言，或用四言，语句跌宕，毫不露排比的痕迹，生动而深刻地展显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前引杨辇中选注，杨实诚赏析《爱情诗注析》125～126页分析云“这些诗句不仅设想新颖、奇警，而且语句通俗、简练、鲜明，与本诗特定的内容和谐一致，隔句韵用得也很好，念起来顺口，更显示出艺术上的成熟”；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下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859页更有这样的解析：“这类誓词，为汉代所习用。如《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刘邦封功臣为诸侯，对他们发誓说：‘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此诗将其扩展之，成为乐府中之一绝，气势刚毅，笔力千钧……”这样的解读用于文人诗作也许是合适的，但却未必适合《上邪》这类作品。如前所述，此诗就是一个民间女子的自誓之词，冲口而出，质直自然，毫无矫揉修饰。为什么“或用三言，或用四言”？因为它本是口语，自然句式参差，并非有意追求“语句跌宕”。为什么押韵？很可能是习惯使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笔者曾亲耳听过一些中老年妇女的哭数（边哭边数说），其词均有板有眼，还常常合辙押韵，《上邪》的情况应与此类似。说到“隔句韵用得很好”，那恐怕只是巧合，而非作者初衷了。至于《史记》所载朝堂宗庙所用誓词，想来非此民女所得与闻，也就更谈不上“将其扩展之”了。总之，《上邪》在当时本是高度口语化的作品，今天读来之所以还有些语言文字上的隔膜，从而让一些人产生“古雅”的感觉，那完全是时世推移、语言变化所致，即如今人感觉更为佶屈聱牙的《尚书》中的某些篇章，也不过是殷周人当时口语的记录。“上邪！我欲与君相知”译成“天啊！我要和他相爱恋”固然不能算错，但不如译成“天哪！我要跟他好”更为切合当时的语境。推而广之，对古代的民歌及一切俗文学作品，今人在作注译或研究时，都应充分关注并把握其“俗”的特点，避免在下意识中将它们当成一般文学作品作“过度解读”。
　　综合两文所述，试将原诗今译如下：
　　天哪！我要跟他好，一起走到老。除非是高山它往下倒，堵得那长江水没了波涛，冬天雷声隆隆，夏天雪花飘飘，天地合在了一块儿，我才跟他分道扬镳。
　　这译文自觉仍是“文”气太重，但又无可奈何。笔者曾尝试用方言来译，似乎更能体现原作的神韵。
　　﹡与《汉乐府〈上邪>的几处字句解释》原为一文，载《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1期，题为《汉乐府〈上邪>解读商兑》。承校报约撰古代诗歌赏析稿，乃略事删改并拆分为两篇，聊以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