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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9月中旬，刚进入大四的我在教室看书，1980级毕业留校的师哥董礼智来找我，让我按照他给的尺寸用美术字写一条庆国庆的标语，再刻一方庆祝国庆的印章。一周后，他送给我一张飘着油墨香的四开套红小报，一版的通栏套红标题和四版的篆刻印章让我与这张彼时刚刚创建的叫做 《聊城师院》的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编辑这张报纸也成为我1985年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在校报工作五年后于1990年10月离开了她。在艺术系、校电视台辗转十余年后，又于2002年学校成立新闻中心之后，负责校报及广播电视等校内媒体的管理。再之后报社独立，到去年我调到创新创业学院，算是从形式上离开了校媒这块阵地。期间虽与校报时即时离，却在骨子里没有离开过她。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从 《聊城师院》到《聊城师院报》再到 《聊城大学报》，而立之年的校报不仅经历了名称的规范化、半月报到周报的升级、四版到八版的扩展，在形式上 “长大成人”，更在办报理念、文章质量、精品化的栏目等符合高校文化内涵的气质上出落成儒雅睿智的 “谦谦君子”，以自己鲜明的风格特色成为全国高校校报界翘楚。
　　无论是早年的 “院报”还是如今的 “校报”，从创刊那一天起，副刊的文学园地都是年轻学生浪漫文学情怀最好的抒发平台。副刊“栖凤林”初期的名字叫 “花坪”，是全校文学爱好者的 “圣地”，时任团委书记的于茂阳老师和团委的张宪平老师常常为副刊题名、画栏花。我常想，聊大浓厚的文学氛围应该与这一块阵地息息相关。
　　报纸创建初期还是印刷界 “铅与火”的时代，学校的印刷厂铅字库字体少，字号也不全，排印书刊还勉强应付，排印报纸就经常需要作图制版。因此，我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制作栏花、题图，拍摄和洗印照片。小红楼二楼的院报编辑部办公室用橱子隔出了一间暗室，有印相机和放大机。所有照片都需要自己冲印胶卷，放大成合适的尺寸。报纸付印前要用画版纸规划版面，供印刷工人排版用。直到聊城日报的文化实业公司引进了聊城第一套激光照排系统，我们的报纸也在学校支持下在全国高校校报中较早转向了激光照排。
　　时任聊城师院院长的张明教授既是头版的特约评论员，也是副刊杂文栏目 “天地集”的5位共同作者之一，经常送来短小精悍、立场鲜明的短文。在小红楼的时候，编辑部办公室与张明院长的办公室对面，张院长一有空闲，经常到编辑部聊天，以至于很多来找他的人，都会推开编辑部的门问一句 “张院长在么？”时任副院长曹佐成、人事处处长夏曰云 （后任宣传部部长）、文学院史恩涛老师等都是 “天地集”的专栏作者，他们与张明院长共用一个笔名 “山海”。彼时的我们因为都是半路出家，自学上岗，一本 《报纸编辑学》基本上也就是学学那些画版改稿的符号，因此很长时间里，院报都被戏称为 “第二文件”，离一张 “新闻纸”的距离还很遥远，也会有许多今天看来常识性的错误。但全校师生对这张自己的报纸的呵护与珍爱至今一直未变。报纸也就在这呵护中不断进步成长。
　　到程玉海书记引进聊城日报社主笔王秀清老师做校报的主编，短短几年时间，校报无论从版式编排、内容质量、特色文化等全面上了一个大台阶。周报八版彩印瘦长式，不仅大大扩展了信息容量，还从内容上磨练出 “聊大论坛” “文化纵横”等特色品牌，各类文章质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校报从文学爱好者的乐园升级为带有鲜明高校特色的思想文化论坛。这些变化让一直关注校报事业的离休老报人、原山东省高校校报协会理事长台旭老师欣喜不已，80多岁的老人几次致电报社，要见一见这位王总编。当我陪同王总编去拜访老人家的时候，老人家不顾家人半小时会客的劝阻，与我们促膝长谈了近两个小时。
　　三十年间，校报周边一直围绕着一批有追求的学生精英。他们在校报营造的文化影响下，许多人毕业后走向了专业媒体，从事新闻传播事业。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南方周末等大牌媒体里有了没有新闻专业的聊城大学的毕业生，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 “大腕”、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的博士里也有了从聊大校报走出去的学生。所以，校报三十而立，不仅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功勋卓著，在人才培养上，也是一张助飞的平台，帮助众多优秀学生圆了新闻梦。
　　我的手机上有一款应用，可以直接打开电子版的 《聊城大学报》。然而每到看见家门上由辛勤的勤工助学岗学生按时送来的纸版校报，还是要捧起来，闻一闻墨香，坐下，静静的从第一版的 “本期八版”，看到第八版的“本报地址”。再翻回头，细细咀嚼论坛、纵横里聊大人闪光的思想。这份情，难了，也不想了，会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