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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苏州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鼎盛，自然条件也适合造园：河网密布，盛产太湖石和黄石。造园艺术也趋于成熟，出现了一批园林艺术家，造园活动达到高潮。最盛时期，苏州的私家园林达到280余处，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因其精美卓绝的造园艺术和个性鲜明的特点于1997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虽小，但古代造园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独具匠心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致，或“庭院深深深几许”，或“柳暗花明又一村”，或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或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或步移景换、变幻无穷，或清风徐来、月到波心。这些造园艺术和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典故、楹联文化水乳交融，共成意境。一方面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园林艺术更加耐人回味。园林是对历史的见证和对传统文化更好的体现，如果摈弃园内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园林便也只徒有其表的美，而少了园的内涵和灵魂了。苏州园林是造园艺术和古典文化的完美结晶，曲径通幽处，所通往的不仅是景物幽深处，也通往士人心灵幽微处。
　　苏州园林与“隐逸”文化的关系从园林题名上可见一斑：
　　“拙政园”，王献臣取晋潘岳《闲居赋·序》“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遂名“拙政”，可见这是失意主人通过题名来自我解嘲。
　　留园“濠濮亭”，题名出自《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在濠上的对话：“庄子曰：‘ 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园主人自比庄子，体现了孤高傲世的文人风度，只是表达得比较含蓄。
　　“狮子林”，元末名僧维则的弟子“相率出资，买地结屋，以居其师。”因园内“林有竹万固，竹下多怪石，状如狻猊（狮子）者”；又为纪念佛徒衣钵、师承关系，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故名“狮子林”。体现了园主人对人生的反省，纠缠着生死意义的佛教思想，反映了园主人依托宗教对人生意义的反思和玄想。
　　此外，苏州园林以“隐”、“逸”为名的，还有：隐圃、桃源小隐、洽隐园、静逸园、逸我园、乐隐园、招隐堂、道隐园和壶隐园等等。这些都体现了苏州园林和“隐逸”文化相互渗透的关系。
　　隐逸文化一方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士大夫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但是天未必遂人愿。在统治过于黑暗的时期或者受到挫折失意之际，许多文人士大夫不愿随波逐流而是选择了隐逸。江南园林，尤其是苏州园林体现了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这些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是他们追求完整人格、高标独立的象征。
　　隐逸文化另一方面也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思想，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宁静安和的精神境界，通过感受自然来达到生活的真谛———因为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于是文人们在苏州园林中的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之中获得了精神的解放，达到了归依佛教的目的，在园林中寂静冥想之间发现了永恒。
　　总而言之，隐逸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审美色彩，它把人格美和山水美融为一体，思想核心是“天人合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隐逸文化就是一种符号，而“隐士”遂成为了学识出众、精神自由、品格高尚、安于孤寂、不追逐名利等等的意义符号。
　　白居易《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隐逸于园林算是“中隐”，既享受了城市的便利，又享受了园林的幽静。
　　从晋代开始，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士大夫在黑暗时期滋生失意的情况下，放弃了政治理想，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如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就是在他辞去彭泽令后，亲自躬耕于田园的切实感受和生活体验。唐代钱起有诗“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表明隐逸思想已经被士大夫阶层广泛接受，成为一种风尚。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明清两朝以科举选拔人才取士，江南中举进京为仕人数众多。当他们返回故里后，多购置田地，建造园林，这对江南园林的兴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中隐”产生的根源也源于二分合一的思维模式。根据二分合一的思维模式，出世和入世这一对矛盾，被士大夫们融合成一种并行不悖的人生哲理，而这种二分合一的思维模式在园林中又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因此，在“中隐”思想的指引下，“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解决这种冲突的正是田园、山林、园林之隐。于是，园林成为士大夫失意后的精神寄托，成了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成为他们“中隐”的最终归宿。这种半为“城市”半为“山林”，彼此反衬、相得益彰的园林布局，将传统士人基于二分合一思维模式的生活理想渲染得淋漓尽致。
　　“中隐”的士大夫，“隐居”在园林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娱情山水，显示出宠辱不惊的风度。隐士们在园林中的活动大概有：以文会友，以园会友，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保持着同士大夫阶层的联系。同时吟诗作画、写作郊游，享受隐居生活的清静，品赏昆曲，挑灯夜游园等等。
　　有人说有关苏州园林的诗词咏叹，已到了不可记数的地步。在这些文人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当时清代乾嘉时期的沈复（1763年—1807年）和他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一本近乎自传的散文，兼谈生活的艺术，并刻画了沈复的妻子芸娘的形象。沈复和芸娘这对夫妇超脱尘俗，善于对待忧患，享受布衣饭食的恬淡生活。
　　沧浪亭是沈复的近邻，那片沧浪之水曾是这对美满夫妇的泛舟之处。在《浮生六记》中沈复是这样描写沧浪亭的：“檐前老树一株，浓荫复窗，人面俱绿。隔窗游人往来不绝。过石桥，进门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树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周望极目可数里，晚霞灿然。少顷，一轮明月已上树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这就是苏州园林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沈复自称是“屋少人多的贫士”，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在他的小园中却寓有无限的真情与真趣。而这样的苦中作乐，其实深蓄着一种人生的渴求与希冀。所谓隐于山林、隐于园林、隐于市井，并非指单纯的崇尚自然,而是为在山林之中寻找更为人性化的生活。这种境界包含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诗意化，“堂虚绿野犹开,花隐重门若掩”；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活动,纳凉玩月、品论云霞、焚香品茗、接花叠石、出访名山；也包含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诗画酒样样俱全。所以,芸娘所说的田园生活,是生活于自然之中又赋予自然以高度文化品格的境界，是自然和人的高度融合统一。
　　苏州园林确实为沈复和芸娘提供了一个释放心灵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深信布衣饭食可乐终身。可以说，沈复与芸娘的生活只是明清以来文人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追求的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