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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史见长”是比较而言，理科也有强项
　　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在其六十多年发展历程中，这一提法似乎经久不衰。但事实上，“文史见长”这个说法还有待商榷。“见长”二字，本就是一个比较用语，即在某方面具有超过别人或一般水平的能力。但就山东大学自身而言，其文史专业虽说不弱但也不是最强的，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这种比较，无论是早期山大，还是建国初期，甚至现在的山大，绝不应该说其文史是“见长”的。事实上，建国初期(1949—1955年)山东大学最强的、站在前列的是理科一些专业，像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海洋学等专业的综合实力都超过文史，特别是生物系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在当时高等院校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且富有特色。其中动物学系的童第周教授在动物胚胎学研究方面多有创见，是我国屈指可数的生物学家：植物学系的曾呈奎教授对海洋藻类学有深入的研究。此外，物理系的师资队伍也有较高水平，其中王普教授曾在美国参加核分裂(原子弹)的初期研究工作，是当时我国少数的核物理学家之一；束星北教授在理论物理和相对论方面有深入研究，其学术著作一直受物理学界重视。因此，就校内比较而言，说山大“文史见长”其实并不十分确切。另外，山大文史与国内其他几所知名大学的文史专业相比较，无论师资力量，还是教学科研情况，也不是排在最前列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简单地说山大“文史见长”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合理、不合适的谈法。但为什么这一提法在校内外流传至今，而且还很少见到异论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山大师生和国内外有识之士，对建国初期山东大学 (1949——1955)文史哲三个学科在教学科研等方面所创造的辉煌成绩的怀念，谈及山大那段辉煌的历史，则用“见长”二字代述之，例如我曾在《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关于山东大学变迁一文中两次用到“文史见长”，就是表述对那段历史的怀念。
　　抗战胜利后复校，赵太侔校长功不可没
　　建国初期，具体来说是从1949年到1955年这个阶段。山东大学文史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成绩格外突出，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声名鹊起，大家提到山大文史哲，都啧啧称赞。
　　谈及这一盛况，就不得不提起曾两度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的赵太侔先生，尽管早在1936年，时任山大校长的赵太侔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已然辞职，但他的一些办学思想仍被后人承继了下来。赵太侔在任职期间，身体力行，颇有成就。一直以来，他都秉持这样的办学理念：要将大学办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要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其次，要有必需的图书和仪器设备。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记得他曾有一个小本子，专记各门学科的专家和学者，了解对方情况后亲自聘请，尽管当时山大经费非常紧张，教师的工资水平仍与其他院校基本相同。此外，他认为文科没有图书是不行的，而对理科来说要有仪器设备，他担任校长期间厉行勤俭办学的方针，节省行政费用，购置了大批图书和仪器设备，用于改善教学条件。这种重视教师、勤俭办学的精神，逐渐成为山东大学的优良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青岛形势十分紧张，但就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山东大学所有的图书和部分仪器设备都运到了四川。后来我与负责运送图书的那位同志相识，据他介绍，当时情况危急，交通阻滞，运输困难，要想将所有仪器设备运到四川已不太现实，当时将精华图书集装成九十余箱，由四个人负责运至四川，几经周折终于顺利抵达。但图书存储仍是个问题，后决定暂时存放在中央大学的图书馆中，哪料这一放就是八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将这些图书运回青岛。据说当时山东大学所有的教师都解散了，只有四个人发工资，就是看图书的这四个人。后来我任山大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精华图书都完好保留了下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赵太侔校长所坚信的，山东大学最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复校。1946年1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赵太侔为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份正式任命赵为校长，负责复校事宜。据山大校史记载，复校时，学校留存在青岛的物资早已荡然无存，内迁四川并入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陆续运回青岛，总计仪器六十余箱，图书九十余箱。六十余箱仪器多已残损，无法使用；九十余箱图书，计有西文书 3398册，精装书5166册。此即学校唯一的教学设备。之后，赵太侔校长和总务长周钟岐据理力争，频繁交涉，终于陆续将美国军队占用的山东大学校舍收回。同时为了广育人才，将原来只有文、理、工三院八系的山东大学，扩建为文、理、工、农、医五院十四系。并聘请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当时中文系从全国各地请一些有名教师来担任系主任和教学，像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杨向奎等人；物理系聘任王普为主任，教授有王恒守、郭贻诚等人；动物学系和植物学系则分别请到童第周和曾呈奎两位。还有一些知名学者甚至慕名而至。若不是赵校长品格高尚，一心办学，具有极强凝聚力，恐怕不仅新的人才吸引不来，原有的人才也会流失。如此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为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成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我们不得不承认，赵太侔校长的办学思想很了不起，他所秉持的重视师资、充实教学设备、勤俭办学的治校理念，直至今天，对高校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另外，我始终坚持这么一个观点，要想将一所大学办好，必须要具备办学道德，要有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的精神。可以说赵太侔在两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清廉为怀，淡泊自持，没有谋求任何私利，在青岛校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他将较好的房子留给聘任的教师，自己则住条件较差的房子里。赵太侔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珍视得以重建的山大，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令其乘军舰一同撤走，但赵没有接受，秘密住进山大医学院附属医院，见证了青岛的解放。
　　政治大课盛况空前
　　新中国成立前夕，华岗奉命从香港乘船赴北平，抵达青岛时旧疾发作，经请示中央，暂留青岛养病。时任军管会主任向明(旧时狱中难友)极力挽留，于是山东大学以教授名义聘任华岗任教。1951年春，在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过程中，教育部决定由华岗担任校长。
　　从1950年1月起，华岗即以教授身份为山大全体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大课，他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物进化史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变革及延续这一历史进程，引起很大震动。因为解放战争时期，美军驻军青岛，基督教盛行，受其影响，很多人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现在突然接受这样的新知识，思想随着发生很大变化。我只听了几节课，便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了。当时高校教师紧缺，为了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师资力量，教育部通知，由各高校挑选一些青年教师去人大读研究生，跟苏联专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共派了三个人去，我是其中之一。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我们去报到时，人大的几个负责人就开玩笑说：“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在山大，你们还需要来人大学习吗?”，可见华校长的影响力之大。我在人大读了两年半，1953年回到山大，当时华岗校长已经开始讲辩证唯物论了。我们一回来，山大就成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下分中国现代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四个教学小组，另外还成立了大课办公室，以便系统地讲授马列主义。我在教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同时，负责宣传科的工作，而大课办公室就设在宣传科，我又是大课办公室负责人，主要负责安排大课相关事宜，所以记忆比较深刻。
　　华岗校长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共分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物论、质变和量变的发展规律等十一个专题。从1953年9月至1954年12月共作了三十五次大报告，通常是每两周讲一次(一般是周四下午)，每次三个小时左右。每逢华校长讲课之时，青岛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就来电话说，我们全体市委市府的干部都去听课，请你们尽可能留一点地方。当时讲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山大校内广场上，一张讲桌，华校长在上面讲课，最前面仅有的一排椅子，是给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教授的。青岛市委市府干部以及教职工、学生都席地而坐，几千人满满的一院子，鸦雀无声，在当时全国各高校，这样的情形是很少见的。不仅如此，每到周四华岗校长讲课之时，济南大众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解放日报，都会派记者来，我们负责接待安排住宿。当时招待所条件相当简陋，就是学生宿舍，一张大床。政治大课结束后，他们仍留在山大直至下周二才离开，这是因为在没有录音设备的年代里，长达三小时的报告内容他们不可能完全记录，而我们的校报，到下周二会将华岗校长讲稿全篇刊登出来。为了第一时间拿到讲稿，他们只能这样做。华校长做报告时，没有讲稿，由三至四个老师负责做记录，我也是其中之一。通常我们是周四晚上通宵整理所记内容，周五上午交给华校长秘书王启新同志，由他负责统稿，周五下午或晚上再由他交给华校长修改，周一拿到校报排版印刷(这在当时条件下，效率已是极高了)。当时山大的校报特别受欢迎，一经印刷，几乎人手一份，来山大听课的各大报社记者拿到校报之后，就立即买火车票赶回去，然后即全版登出，作为他们干部学习的材料。后来我得知，不只是这三大报纸，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转载。仅从形式上来看，这种情形在当时来说是空前的。
　　华岗校长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之大，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大课盛况。从实质上来说，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在认真听，认真记，而且通过学习，他们开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来研究和解释自己的学科。我举两个例子，从文科来说，中文系的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他们在认真听过华岗校长讲课后，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改编他们之前所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重新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堪称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从理科来说，动物系教授童第周，在科学研究中，他自觉地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寻找有效的思想武器，并善于用哲学思想探讨科学问题。他曾同美国斯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合作，培育出有鲫鱼和金鱼两种性状的子代金鱼，开创了人类可以按照需要人工培育动物新品种的先例，并在《生物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生物科学的发展与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分不开的”，之后他又在《谈谈生物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要建立正确的生物学思想理论体系，就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去分析、综合生命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现象，才能从中揭示生命的本质及其繁殖规律。”另外，其他院系教师甚至部分行政干部，也各抒己见，纷纷发表文章。据校刊《新山大》记载，除了报道当时的学习情况和交流学习经验外，发表教师和干部的学习心得文章约六十余篇。可见，通过马克思主义唯物观的学习，全校师生不仅能够把握真理，独立思考，而且还实现了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思想的真正解放。
　　创办《文史哲》，开展“学术大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了很多学科，特别是文史。《文史哲》杂志最初是由文史系系主任杨向奎教授与文学、历史两科的其他几个老师共同创办的，初衷是为了方便教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后来在华岗校长的支持下，正式出刊。《文史哲》杂志创办时困难重重，既无经验，又没有任何公家费用补贴，完全是由文史系的教授们自己出钱办起来的。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他们写稿不取稿酬，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刊物代付校外作者的稿酬，还无偿地承担了刊物的收稿、审稿、定稿、校对等一系列工作。靠着几位教师热爱刊物的精神，加之华校长自身的影响力和积极联络，得到一部分科研经费的支持，《文史哲》才得以顺利地成长起来。从创刊伊始，华岗校长就积极地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他认为，杂志就是为不同观点提供一个论争的平台，而学术讨论、学术争鸣也是推进学术研究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他曾说过：“《文史哲》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而《文史哲》近几十年来所享有的盛名，与它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著名学术论战与重大讨论密不可分。
　　1951年《文史哲》杂志第2期，童书业发表文章《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拉开了中国古史分期论战的帷幕。随后杨向奎、杨宽、吴大琨、赵俪生、王亚南、王仲荦等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并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全国性的“古史分期”学术大讨论。也正因如此，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者的广泛赞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华岗校长特别注重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学术争鸣，这使得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学术氛围空前活跃。例如，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他是“西周封建论”者，而历史系的童书业、王仲荦教授则坚持“战国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之说，但鉴于华岗校长的特殊身份，加之大家对于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尚不确定，开始之时颇有顾虑，不敢表述自己的观点。华岗校长知道后，就说学术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不必拘泥，有不同的想法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商榷，学术争论常常见仁见智，不必一一分对错。于是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各抒己见，形成了历史学界的大讨论，推动了学术争鸣的开展。这样一来《文史哲》杂志在全国的影响就更大了，一些知名学者纷纷投稿《文史哲》。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界的“五朵金花”①论战，至少有“三朵”(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起义论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发起并引发广泛讨论的。
　　文科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与教训山东大学文史哲三个学科在建国初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其一、文科的教学与科研客观上适应了当时社会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建国初期，全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教师、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自愿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山东大学，在文史哲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特别辉煌的成就，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这是在中国历史伟大变革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学术界对新理论迫切需要的反映；是人们希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认识社会，剖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需要；是学者希望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学科，重新认识现有研究方向，迎接新变化的需要。也正是各级校领导和广大师生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并善于用哲学思想探讨科学问题的热情，造就了山东大学文史哲教学和研究的辉煌历史。
　　其二，华岗校长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山东大学之所以在建国初期，得以顺利开展文史哲教学和研究，并且取得辉煌成绩，首先在于有华岗这样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颇有造诣，而又尊重知识，爱护知识，一心一意办学的校长。华岗校长的治学治校风格对山大文史哲辉煌成绩的形成功不可没。他坚持学术讨论不能定于一尊，鼓励不同观点和意见的探讨和争论，也正是这种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们在《文史哲》刊发了他们的成名作或代表作，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活跃在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再就是山东大学在建国初期已经汇集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杨向奎等，他们也为山大文史哲教学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三，有青岛市委与山东省委的支持，不干预学术讨论。学术与政治是不同的两回事，两者关系密切，也很微妙。学术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前提是一定要保持其科学性，不能为了服务政治而牺牲真理。一旦学术问题政治化了，政治的声音往往会干预、歪曲甚至左右学术研究，使得学术讨论难以保持其独立性和科学性，最终成为配合政治斗争的武器。建国初期，华岗校长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教学时，青岛市委以及山东省委都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后来《文史哲》杂志的各种讨论也采取支持态度，这就使得《文史哲》在择取稿件时敢于以学术性为导向，而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广大学者也纷纷投稿《文史哲》，并开展一场又一场的论战，所有这些都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的辉煌成绩创造了条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两个小人物”一举将《文史哲》推向顶峰，但也意味着学术讨论开始转为政治斗争(胡风思想大批判运动)。1955年2月，全国性的“胡风思想大批判”运动展开了，这使得学术领域的讨论彻底变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8月，华岗校长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突遭逮捕。华岗被捕后，山大许多著名教授纷纷离开学校，学界其他教授、学者也谨言慎行，《文史哲》杂志逐渐由学术讨论的平台变为政治斗争的舞台，1957年1月，《文史哲》被迫停刊。
　　后来文史哲的辉煌成就之所以不复存在，与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斗争，“双百”方针不能被执行有很大关系。学术研究本应秉持这样一种态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的是非对错，应该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一旦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必然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原本《红楼梦》研究只是学术之争，却被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干预进行讨论，“两个小人物”的批示，使原本纯粹的学术问题迅速升级，发展成全国性的思想政治运动。一顶“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者”的大帽子，将政治斗争的哲学引入学术研究的机制中，使最初的学术之争发展为政治问题，并且断章取义，随意捏造，在学术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大批判。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高压下，部分知识分子也随着权力意志，口诛笔伐，政治与学术的界限逐渐混淆，这些都为后来“文革”的发动开了风气之先，也致使学者人人自危，学术研究停滞不前。
　　①“五朵金花”分别指：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