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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仕宦家无半字涉公庭便是好处”这句话，是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四弟墨》的家书中，殷切叮嘱告诫其家人的。缘起于他在接到的家信中，其四弟提到，老家兴化县新上任的李县令，为了革除漕弊要增加田亩的税赋，有一位姓陆的乡绅挑头，想邀集阖邑绅士，会议驱逐县令，为民除害。板桥接到家信后连忙复信说：来信提到因抗拒加税而“为民除害”的事，“殊属费解”。“假如地方当局为了社会治安，清理城乡，搜捕盗匪，那可谓为民除害。而李县令加税赋，为国课增多收入，国家养兵以卫民，人民纳税以养兵，乃属应尽之义务。又非硬捐勒索，何害之有。”郑板桥为此在复信中叮嘱其四弟：“对于增加税赋的事，我家不必过问，任他加多少，奉行完纳就是。区区田亩，所增不过斗筲之数，不足算也。而那些坐拥数千百亩膏腴良田的守财虏，加税较重，必不甘服，势必结党抵抗。倘有登门请我弟列名者，幸勿受其愈而加入，也不宜饷以闭门羹，恐触犯众怒。两全之道，宜以缓言却之，可说须得愚兄同意，未敢擅自做主，惟往返函询，需日过迟，只恐误君等大事。如是却之，决不至引起仇视。今嘱我弟置身事外，看他们会闯出什么祸来，总之，仕宦家无半字涉公庭，便是好处。”
　　翻阅郑板桥的家书中，像这样不许其家人因私利涉公庭的实例有许多。例如，心怀仁慈，治盗主捕而不主杀，问供也不尚严刑的郑板桥，在《潍县署中谕麟儿》中告诫儿子转告其四叔：家中失了窃，如果损失不巨，不必报官追赃，只须以后门户留心，勿再使盗贼穿窃入室。又如在《潍县署中寄四弟墨》里，对于老家的家仆郑迁盗窃其家财而后畏罪潜逃的事，也告其四弟“现既逃避，不必追究，以后雇佣，自宜慎重”。在《潍县署中寄四弟墨》的另一封信里，对其竹横港五房族弟与周姓争赎田亩涉讼公庭，要求其四弟利用与县尊的交情以满足私欲的事，郑板桥回信说；“买卖田地，全凭契劵作证，我弟既唤周姓到家问过，持有活卖文契，与找绝文契，而卖主皆为五房族叔，并有其签字，且办事的原中介犹在，证据确凿，万无放赎之理，可转告五房族叔，劝其息事宁人，勿再涉讼。既有金钱，尽可另行置产，何必背理取赎已绝之田。即使至余案下控诉，断事只凭公理，亦即只可断归周氏，幸勿庸人自扰，徒耗讼费，后悔将无及也。郑板桥还要其四弟将这封信直接让其五房族叔阅看，更直截了当的让他死了混账的心。
　　郑板桥之所以不允许其家人因私利而涉公庭，笔者认为他绝不是消极地为了防止其家庭隐私的外泄，而是积极地严以律己的治家之道。清乾隆年间郑板桥中进士后，其在山东范县、潍县两任知县的丰富阅历，让他深切的认识了掌握在官员手中的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为民造福，运用不当则贻害无穷，所以他在《潍县署中寄内子》中就谈到“宦途的得失本属寻常，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进爵，运去则身败名裂”。他的夫人在他初任范县时，也曾对他说过“一代做官七代贫，幸勿枉法杀人，公门里面好修行，庶几积德以禳天心”的话。虽说七品知县是个“芝麻”官，但是他的家庭因其做官而列入仕宦之家，社会地位变了，在当地官府、乡绅、民众都另眼高看的环境里，也容易滋生其家人通过接近官府、利用公器而寻租私利的行为。素来“直视靴帽如桎梏”的郑板桥谈到做官廉洁的问题时，他说自己“纵不能只饮民间一杯水，不取民间一文钱，以清廉自矢，然贪赃枉法，则我岂敢”。由此，他不仅居官惟“慎”，处处事事严于律己，自然也要约束其家人。因为仕宦家人涉入公庭，无论是当被告或原告，总是难免涉有仗势欺人、官官相护、为富不仁之嫌，为此，他既不许其亲属为私利动不动就出头露面上公庭，又屡屡教育家人一旦家中出事，首先应反诸求己，检讨自己的行为，能够做到“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只有如此才能在“悠游岁月中终身无意外风波遭遇”，那自然便是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