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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对家族或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清代学者钱大昕说：“三代以下，教详于家。”概括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具有重视家教的传统。“家训”“家诫”一类著作起源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十分熟悉的诸葛亮的《诫子书》，即产生于汉魏之际，而最早系统编撰成书的家训著作，当推南北朝时期颜子推的《颜氏家训》。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的《族谱》《家谱》等谱谍中，“家训”“家诫”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著作以家族和家庭中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谕的形式，将传统道德观念和儒教文化精神通俗地灌输、传授给子孙后代，使其“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既利用血亲伦常关系和长辈对晚辈的绝对影响力、约束力，达到“助人君、明教化”的目的。各种家训中有关立志、勉学、修身养性、勤俭治家、待人处世的训诫，无非是要求“养亲事君，忠孝为本”“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以维护世族的社会地位。这种家教的传统之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影响到近现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制在今日形式虽废，其精犹存也。”家族宗法制度的客观存在和历久不衰，就为家教传统的延续和“家训”一类著作的蕃衍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绍兴山阴州山吴氏家族是明清及近代绍兴地区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据民国十三年（1924）吴邦枢纂修的《绍兴山阴州山吴氏族谱》所载，该家族自明洪武四年（1371）入籍山阴以来，子孙蕃衍，支脉茂盛，至民国修志时已历经六百年左右，传至二十一世。吴氏望族的政事、文行、武功卓著，前后共出现文进士15名，其中两名位至兵部尚书，武进士28名，武举54名，将军（包括参将）近60名，义烈之士20余名，既卓越当时，又泽布后世。吴氏人才辈出的原因很多，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秉持良好的家训、家风。正如明末清初吴伟业所说：“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社焉，四方于此问俗焉。”江苏太仓陆世仪说得更为明白：“夫风俗之淳厚，非必尽由在上之人有以风厉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礼义廉耻治其家，则相观而善磨砺，而兴起者多矣。”世家大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示范效应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洋洋三千余言的《吴氏家训》有力说明吴氏家族恪守良好的文化传统。
　　《吴氏家训》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举出下列几点：
　　其一，奖励进学读书。吴氏五世吴源（1453—1534）曾说“国之无良臣，家之无良子弟，由教之不早教也。聚诸子姓，延士之有经术行谊者使训迪之。”十分重视子孙读书教育，“立义学一所，延师之费出自祠中。”在其努力下，其弟 、子便相继举进士，其后，孙子彦又举进士为御史。吴氏益显，人有称善教者，必曰吴源。在其倡修的《吴氏家谱》的家训中，就明确标举“子孙习学举业者，定限赴祠会考。凡子孙会考，父兄轮流送中饭。凡子孙学习有成，考试未利者，宜加优厚。若有乏薪水之类，以祠中公费之余量为资之。”还以朱熹之言告诫子孙“学与不学之间，君子小人之分。”“贫而勤学，名乃光荣。”大力提倡子弟进学、赴举，家族全力资助。在其倡导下，吴氏家族渐成风气，代代坚持发扬。为此读书者多，赴举者多，中举做官者多。据吴氏谱各世进学情况统计，吴氏四、五世郡县庠生、武生数各有3人，太学生数为0，自六世以后，郡县庠生19人，太学生5人，第七世郡县庠生武生24人，太学生13人，以后各世皆逐年增加，形成了进学好读书的风气。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士族门风与学业关系时说：“夫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州山吴氏大批从武将士由于战事倥偬，无暇从事诗词歌赋，未见有诗文集流传，但不见得他们不喜诗文，他们崇文，文化素质很高。吴总在总督府中烽火频传，据案批阅军书，与时任内阁张居正书信往返，可见他是擅长诗文的。吴兴祚著有《留村诗草》 《留村词钞》，最有名的要数二支十世吴楚材，编著《古文观止》 《纲鉴易知录》，成为当时士子的必读的教材。! 其二，提倡竭忠报国，清廉公正。《吴氏家训》“子孙有出仕者，唯当随职奉公，竭忠报国，毋得徇私黩货,利己妨人,有玷名教，为祖宗之羞可也。”吴氏一支五世吴 （1468—1506）弘怡六年（149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弘怡十七年（1504）朝廷考察内外大臣，左都御史戴珊之子以物行贿吴 ，吴 拒不接受，为此遭到了戴珊的报复打击，吴 与吏部给事王盖共同上疏弹劾，逼得戴珊乞求，当面道歉。吴 为官刚直敢言，对于朝中及诸贵不法之事决不回避姑息。吴氏八世吴兑隆庆元年（1567）为兵部武选郎。武选清吏司专掌武职的升调、袭替、封荫、优给、诰敕和功赏之事，是兵部的第一司。时逢皇帝初登位，内监趁机为自己营求恩荫，有的以子为父荫，有的将恩荫卖于他姓。具体经办恩荫的吴兑表示不同意，并上奏章报告主事，主事将奏章按下，强迫他另写奏章同意。吴兑坚决不同意，并准备将奏章直接报告兵部，主事知道后十分害怕，连忙道歉。吴兑执法公正的名声迅速传扬开了。吴兑之孙吴孟明（1574—1653）以祖荫为锦衣卫正千户。天启五年（1625）宦官魏忠贤掌握朝廷大权，他让亲信许显纯任北镇抚司正理刑，而吴孟明时任抚司副理刑。魏忠贤指使亲信打击“东林党人”，大肆杀害正直大臣杨涟、左光斗、魏大忠等，吴孟明从中曲意周旋，挽救东林党人，愤怒斥责许显纯，遭到了“下本司拷讯，籍归”的打击。崇祯年间起复原官，仗义为钱谦益辨冤。吴氏子孙刚直敢言，在当时朝廷中传为佳话。
　　吴氏还涌现了众多的忠义之士。如吴氏二支七世吴来臣 （1549—1593） 万历十年（1582）至京师入京卫武生，考选将材。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跟随总兵李如松攻克平壤。由于明军接连大捷，有轻敌之心，在王京战役中被日军包围，来臣奋力冲杀，斩杀日酋三名，力竭战死，长眠异国他乡。其子从明荫袭援绍兴卫后所百户。后升任广东总兵，坐营中军，有奇迹，覃恩赠武略将军。一支十一世，吴邦璇（1606—1646），为吴兑曾孙。顺治元年（1644）南都失守。五月，鲁王监国绍兴，与朱大典守金华，清军大举进攻，城破，朱大典与吴邦璇举火自焚而死。吴氏忠义之士多达二十几人。
　　不能进学出仕的， 《吴氏家训》认为“士、农、工、商必专其一，毋得游手游食以至败家。”一定要学习一门技艺，维持自己的生活。在家务农的也要遵守法律；“完纳钱粮，成家首务。必须预为经划，依期完纳。如有恃顽拖欠者，许该里举鸣祠中，即行分别责罚，以示惩戒，决不轻纵，致累呈扰。”教导他们一定要遵纪守法。
　　其三，导人友善助贫。《吴氏家训》说：“凡我同宗，与人相处，务以诚信相献，毋习诈伪，始终如一，乃为善交，不可不勉。”“富而好礼，赈济贫乏”。二支八世吴禹道 （1595—1628）为山东抚军募宾多年，所入馆俸除开支自己俭朴生活外，大半捐给贫困子姓。吴兴祚之父吴执忠（1602—1674）长于辽东，发达后，晚年回归乡里探亲扫墓，族人贫困者俱慷慨资助，其堂兄吴成忠、吴存忠早年战死，留下孤儿兴宗、兴祖、应昌三人，吴执忠待之超过己子，幼时教以读书，长而为之婚娶，使三人都有出息。吴兴祚虽然从未回过州山老家，但始终不忘故乡亲人，平生历官俸入无所积蓄，出入皆由掌记经管。初为无锡知县时，族人至其家一批连着一批，吴兴祚皆喜颜相待，十三年如一日。调官福建、两广总督后，吴兴祚担忧族人长途跋涉容易致病，为此从自己俸银中拿出七千余银两，按贫困程度分为三等，分别予以救济。二支十世吴楚材（1655—1719）其弟吴乘业（1669—1736）兄弟二人长期从事幕僚，所入官俸大半周济宗戚。为幕二十余年，散入族人、亲戚计3000余金。
　　其四，提倡勤俭治家。《吴氏家训》说：“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茹荼历辛，自是儒生本色。”吴氏家族子孙牢记这一家训，自幼在家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养成了勤俭之风，在家者勤劳耕作，诚信经商，在外出仕或为幕僚者皆秉持勤俭之风，从不奢华浪用。
　　古代家训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大多出自名臣仕宦、封建士大夫之手，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它就不可能不带有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毫无疑问，有些是属于封建糟粕，是应该批判和舍弃的。其中也有相当多的思想精华和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点。”为此，在批判地继承过去家族、家庭的家训、家风基础上，建立新的家庭的家训、家风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遵照习总书记上述的讲话精神，脚踏实地地建设好家庭的家训、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