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10月23日,南京大学“高济宇-戴安邦人才发展基金”捐赠设立仪式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这是我校化学学科成立一百周年之际,黄乐群、傅和亮、杨民民等校友和企业共同捐赠的3200万元人民币作为初始资金的人才发展基金。高济宇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和教育家,在化学领域素有“有机化学之父”之称,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戴安邦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无机化学家和教育家,曾创办《无机化学学报》并任主编。两位院士长期执着于教学科研,宅心仁厚,提携后生,激励了很多后学。本报今年6月20号刊登《戴安邦先生的化学教育思想》一文,本期刊发《高济宇:他曾是南京大学最资深的化学教授》,以飨读者。
高济宇(1902—2000)字恩波,河南舞阳人,1902年5月23日出生于河南省舞阳县,其父高瑞庭是晚清秀才出身,一生饱读诗书,在高济宇幼年时期,父亲就开始教他熟读背诵古诗文,因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16年,高济宇前往省会开封府,考入“河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17年,高济宇又考入“河南留美预备学校”第二期英文班,这个学校是全国仅有的三所留美预备学校,高济宇在这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现代教育,其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22年,高济宇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23年春,高济宇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河南省留美官费生,并于当年秋天入读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电机系,第二年又转入该校化学系学习。
由于国内官费经常不能按时汇款,高济宇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打工维持自己的学业和生活,艰辛地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并于1927年获得了华盛顿州立大学学士学位,由于高济宇在校期间成绩优异,还被“美国化学会”吸收为荣誉会员。
1927年9月,高济宇又考入伊利诺伊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有机化学,在其导师的指导下,高济宇发现了“四炭环化合物合成新法”,于1929年获得硕士学位,高济宇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从事环丁烷衍生物的合成方法研究,并于1930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深得导师的称赞,被留校担任化学系研究助理,但他无意长期留美工作,而是决定回国施展自己的抱负。
1931年6月,高济宇收到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签发的聘书之后启程回国,于当年8月到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相继出任理学院化学系副教授、教授。
1934年,32岁的高济宇被罗家伦校长聘为化学系主任,任期长达11年之久,可谓为化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不但需要理论书籍,而且离不开化学实验室,高济宇担任化学系主任期间,涵盖了整个抗日时期,在全民族坚持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办学,其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国立中央大学在重庆办学时期,物资极度匮乏,高济宇千方百计地购买图书杂志、仪器药品,以满足教学的需要,确保了教学质量。
由于高济宇出色的教学成就,1942年高济宇被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第二批“部聘教授”,全国化学学科领域仅高济宇一人荣获,由此可见他在中国化学学科领域的地位。
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执教期间,高济宇还兼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总干事,负责“中国化学会”的日常工作,“中国化学会”于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时,高济宇就是会员之一。
在重庆期间,高济宇还曾担任了《化学通讯》总编辑,所有这些都确立了高济宇在中国化学学科领域里的独特地位。
1946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复校,高济宇于第二年就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教务长,协助校长吴有训主持学校教学工作。
此时的国立中央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农、师范、医共七个学院35个系,为当时中国学科最全,实力最雄厚的综合性大学。
194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立中央大学的排名超过日本东京大学,雄踞亚洲第一。
“淮海战役”之后,国内政治和军事局势发生逆转,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中央大学迁往台湾,并试图说服教授们携家眷一起去台湾,而高济宇是持反对意见者之一。
由于高济宇在师生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决定个人命运抉择面前,他的决定对师生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被全校师生推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带领学校师生开展了护校斗争,最终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将中国院系最多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完全留存在了大陆。
1949年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了国立中央大学,并很快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国立二字被去掉,迳称南京大学,高济宇又先后出任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1956年3月,高济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当年国务院评定教授级别时,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南京大学被评定为一级教授还有曾远荣、戴安邦、徐克勤和胡小石等。
记得在南京大学举行80周年校庆活动相聚时,校友们谈起当年高老师为了坚持教学质量、苦心经营创造条件的情景,依然印象深刻。高先生教学的特点是既教知识,又教方法,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启发学生,指导自学,着重培养学生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作风和思路。高先生对教学认真负贵,几十年如一日。有些课程,他已经讲过许多遍,但是每次讲课,仍然要认真备课,他也是谆谆嘱咐,一堂课,要有一堂课的目的和要求,要使它达到最大的效益。高先生极为重视基础课,他带的研究生如果某门基础课成绩一般,他就要求重读。研究生必须扎扎实实做两年以上的论文实验。“文革”期间,教研室挑选了几个毕业生留校,高先生仍旧坚持要求教研室主任胡宏纹教授亲自对他们重新加以严格训练,为他们设计了《中级有机化学实验》,要他们认真的一个个做完。高先生说,基础不打好,十年二十年后,当他们成为中年人,用什么教育别人,用什么攀登高峰?高先生在后来从事学校行政工作期间仍关心教师的成长,不时来到教研室检查他们的工作,用自己的亲身经验教育他们。高先生有一句话在教师中影响很大,他说:“作为教师,就像一把梯子,要让学生们从我们这把梯子上去攀登高峰”。1956年12月,国务院第41次会议决定,任命高济宇为南京大学副校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了任命状。
从1958年起,高济宇奉命承担了代号为“01”、“03”两个绝密的国防科研项目,这是两个直接向中央负责的科研课题,为此,高济宇中断了精研20余年的有机化学研究,带领一班专业人才,默默地开始了国防课题的研究和实验,这两个国防课题研究,在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而科研成果又不能公开发表。
“文化大革命”初期,高济宇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级教授330元的工资也被扣发,每月仅发60元的生活费,直到1971年被“解放”,而高济宇将补发的9000余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
1980年11月,中国科学院恢复了学部委员制度,有283名学人被评选为新的学部委员,高济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与他同一批当选的学部委员中,竟然有9人都曾是他的学生。
1982年,已是80高龄的高济宇又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继续为南京大学培养化学人才,1986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济宇又一次“挂帅”,带领一批科技人员接受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高纯金属有机化合物(MO源)的研究。
MO源是当时国防战略物资,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激光管、激光二极管、超高速集成电路、飞机坦克前视仪、导弹制导仪、卫星通讯、航天、雷达、遥测遥控等方面,由于MO源产品纯度要求极高,而MO源对氧气、水汽非常敏感且毒性大,研制MO源需要在极端条件下合成,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MO源项目最终取得圆满的科研成果。
2000年4月29日,一代“有机化学之父”高济宇,终于走完了他的高等教育教学之路,这一年高济宇98岁,他几乎走完了一个世纪。
本文根据《高济宇:他曾是南京大学最资深的化学教授》(https://mini.eastday.com/a/180821173402182.html?qid=02263&vqid=qid02650),《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多年的高济宇教授》(〈化学通报〉1982年第10期),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学科建立100周年专题网站等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