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说文解字》云：“祀，祭无巳也。”“祭”的基本含义从月（同肉）、从又（同手），从示（祀神），意即人用手拿着肉（代表祭品）献给神享用。《孝经·士章·疏》曰：“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祭祀”是人与未知世界、超自然力沟通的方式之一，也是“所有宗教行为中最典型的一种。”在《论语》里，“祭祀”主要从社会作用、外在形式以及个体约束等层面展开了讨论。
一、祭祀的社会作用：有利于国家治理、社会教化和个体心理慰藉
      “祭祀”既是宗教仪式，也是典型的宗教行为，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能够使属于个人的宗教体验变成群体成员的共同体验，由此强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凝聚群体共同意识，增强彼此的认同感，也能够“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从社会作用来审视，“祭祀”有利于国家治理、社会教化以及个体在病重之际获得心理慰藉。
　　从国家层面来看，祭祀与社稷密切相关，内含治国之道，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祭祀”分不同的级别，而“禘”的级别最高，只有天子才有权力举行。《论语》里有两处提到“禘”：“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八佾》）学界多认为这两章是孔子“感叹鲁国禘祭的失礼”，表达对僭越礼制行为的不满。在孔子看来，如果熟知“禘”礼，治理天下就像把东西放在手掌里那么容易。“明乎郊社禘尝之义，治国其如诸掌乎。”（《中庸》）“禘”不仅是祭祀之礼，而且也包含治国之道，“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礼记·祭统》）。通过“禘”礼，与天地、祖先沟通，既有对天地、逝者之尊敬，也有对生者之教化，稳定社会秩序，达到治国的目的。
　　从社会层面来看，祭祀事关社会教化，有利于良好风气的形成。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慎终追远”意指慎重办理丧事、深切长久地缅怀先祖。办理丧事是外在形式，缅怀先祖是内在精神，形式与内容的一体性关乎“孔子所谓之仁心与仁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活着的人应该对逝去的父母以及祖先心存感激、永久缅怀，这也是人类真情的体现。这种“纯真情”在对逝者的感恩之中能够对生者进行教化，从而增强族群的认同意识，“上层的‘慎终追远’能使下层追随团结”。
　　从个体层面来看，祭祀事关生死，使个体在病重之际能够获得心理慰藉。一般来说，人在病重期间尤其在药物治愈无望的情况下，都会祈求超自然力量如神灵庇佑。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就问子路“有诸”？子路则对曰“有之”，并以“《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相证，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述而》）包咸注曰：“祷，祷请于鬼神也。”一般认为，孔子拒绝了子路，不让子路代表自己向神明祈祷，理由是孔子的日常行为都合乎神明要求，所以病重之际就不需要再去祈祷。此种观点有待商榷。原因有二：其一，即便孔子日常言行完全合于神明，也不能断定“丘之祷久矣”就是指通过日常行为来实现祈祷。如果这种推理成立，只要日常言行符合神明要求就不需要再祈祷，那么，正常的祭祀活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孔子所提倡的“礼”也会大打折扣。其二，孔子并没有明确拒绝，而是以“丘之祷久矣”婉拒。这种模糊的态度可能带来两种结果：要么子路听从孔子的话，没有去做。要么子路坚持己见，背着孔子而代其祈祷。我认为，根据子路的一贯表现，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子路伉直好勇，“由也喭”（《先进》），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仍然坚持去做，并不会顾及孔子的意见。比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不赞成，认为这是“贼夫人之子”，应该让子羔继续学习，而子路则以“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辩解。（《先进》）从后来的情况看，子路并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而是让子羔担任了费宰。根据史料记载，子羔先后四次在鲁国、卫国为官，历任鲁国费宰、郕宰、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是孔门弟子中从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个。从子路的一贯表现可以推知，子路私自代替孔子祈祷的可能性非常大。在病重期间，孔子明明知道子路很有可能代替自己去祈祷而没有明确反对，实质是对这种行为的默许，以此恳请神明眷顾，获得精神慰藉，也希望自己尽快康复。
二、祭祀的外在形式：强调等级、血统和程序
       祭祀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在外在形式上，应严格按照等级、血统和程序举行，不能僭越、谗祭、简化或者废除既定的程序。
　　（一）“祭祀”应严格按照遵循等级制度，不能僭越。一是斥责鲁国国君及其贵族僭礼。“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八佾》）杨伯峻认为，天子才有权举行“禘”礼，鲁国国君举行“禘”礼显然违背等级、僭越礼制，所以孔子不愿意看下去。不过，杨伯峻也提到，周成王曾因周公旦对周朝有过莫大的功勋，特许他举行禘祭，以后鲁国之君都沿此惯例。如此看来，鲁国国君举行“禘”礼并不算“僭越”。这样，杨伯峻的说法就前后矛盾。我认为，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便得到周天子的特许，但作为臣子应该严格遵守为臣之道，周公旦有功勋可以举行“禘”礼，而周公旦的后人就不应该再享受这一特权。所以，孔子认为鲁国国君这样做不符合为臣之道，也就不愿意再往下观看了。不仅针对鲁国国君，对当时以季氏为代表的鲁国贵族的僭礼行为，孔子也予以严厉批评。二是责备弟子僭礼。在孔子病重期间，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责备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刘宝楠解释为“夫子愿死于弟子者，以弟子情益亲也。”此种说法不妥。从语气来看，孔子对子路的做法非常气愤，这便给后面的话定了调子，此后的反问显然是对子路违反礼制行为的严厉批评。孔子一生提倡礼、重视礼，身体力行践行礼，即便在病重期间也不可能容忍弟子僭礼。这从处理颜回的丧事中可以看出来，孔子并没有因为颜回是自己最喜欢的弟子而违反礼制。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孔子则以“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为由直接回绝。颜回的同门想“厚葬之”，孔子却说“不可”，但弟子没有听从，仍坚持了厚葬。对此，孔子则叹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因此，此章是孔子针对子路“使门人为臣”违背礼制行为的严厉批评，而不是“以弟子情益亲也”。
　　（二）“祭祀”应遵循血统，不能谄祭。祭祀的对象不仅包括神灵，还包括人鬼，按照郑玄的解释“人神曰鬼”，即祭祀已经去世的长辈或者祖先。在这方面，祭祀应按照血统进行，不能祭祀他者的“人鬼”。“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郑玄注曰：“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谄求福。”《礼记·曲礼》亦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先祖是自我与他者区分的源头，这个源头的基础在于血统。祭祀逝者应严格按照血统进行，去祭祀他者的鬼魂，难免有献媚之嫌。
　　（三）“祭祀”应严守程序，不能简化或者废除。“祭祀”是仪式化的活动，必然有既定的程序，而这些既定的程序是历史传统的体现，也是生活经验的缩影，不能简化，更不能废除。在《论语》里，这主要体现在“三年之丧”能否简化和“告朔饩羊”能否废除的争论。第一，关于“三年之丧”的争论，孔子认为守丧期限不能缩短。《论语》里有两处提到“三年之丧”：一处在《宪问》篇，孔子与子张讨论“三年之丧”的来源。另一处在《阳货》篇，孔子与宰我关于“三年之丧”期限的争论。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以“礼必坏、乐必崩”为由宜将“三年”缩短为“一年”。孔子则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为由，认为“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不能改变。宰我主要是从当时社会需要考虑，认为守丧时间过长会影响社会发展；孔子则是从社会治理的深层着眼，通过“三年之丧”可以强化自然血统传递意识，以此巩固人伦之情，维护社会稳定。第二，关于“告朔饩羊”的争论，孔子认为徒存的形式不能废除。“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制度，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诸侯接受这一历书并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这种祭庙活动叫做“告朔”。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权旁落”，鲁国国君不但不亲临祖庙，而且也不听政，只是杀一只活羊“虚应故事”。形式虽存，内容却无，所以“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认为不必留此形式；而孔子却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即便是形式，留着也比废除好。（《八佾》）“告朔”之礼属于政、祭合一，既有政事的内容，也包含祭祀的成分。尽管在当时的鲁国已名存实亡，杀羊已失去本义，但孔子仍然坚持保留这种仪式，目的是想通过这种仅有的形式，来提醒人们古礼的存在。
三、“祭祀”对参加者的约束：强调虔诚和理性
       赫伯特·芬格莱特认为，孔子所构建的礼仪活动具有宗教礼仪的神圣性。祭祀作为重要的礼仪活动，其“神圣性”的直接体现就是要求参加者既要情生于心、奉之以礼，又要保持理性，立足此世，不迷失于彼岸。
　　（一）参加者要情生于心、奉之以礼。首先，强调主体的自觉。一方面，祭祀活动必须亲自参加。如果自己不能参加而是让他人代替，只是敷衍应付，还不如不举行，所以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另一方面，强调情感是祭祀之本。“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礼的根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发自内心的情感，祭祀活动更是如此。只有形式，而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敬畏、悲戚、缅怀之情，祭祀就会形式化、表演化。其次，强调具体行为应谨慎。《八佾》篇和《乡党》篇都提到“入太庙，每事问”。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孔子慎重对待祭祀活动的体现。孔子熟悉周礼，但也并非全部了如指掌，对某些细节很有可能不完全确定。即便知晓，也可以通过询问他人进行确认，以免出现错误。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通过“每事问”来提醒人们鲁国太庙有僭越礼制的行为，间接表达不满。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孔子“当在青年，得入太庙助祭”，既是青年又为人当助手，自然对祭祀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谨慎。况且，孔子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对礼制的重视更会促使青年时期的孔子不断加强学习。由此，单纯将“每事问”理解为“讽刺”或者“抗议”是不妥当的。简言之，这两章既有讥讽、警示当时鲁国太庙僭越礼制行为之意，也彰显孔子谦虚好学之风，体现了孔子对祭祀过程细节的重视。再次，强调祭祀的重要社会作用。“所重：民、食、丧、祭。”（《尧曰》）重视粮食生产，能够使民众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繁衍；重视丧、祭，“则由生及死，由今溯往，民生于是见悠久”；这样就把生与死、现实世界与未知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祭祀的重要作用也就显现出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用举办高规格的祭祀来比喻治理百姓，不仅体现了孔子的仁爱之心，也彰显了祭祀的重要社会作用。最后，强调祭祀用品应丰盛。“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大禹自己吃的很差，却把祭品办得极为丰盛；穿的比较破旧，却把祭服做得十分华美。这种做法深得孔子赞许，彰显孔子对祭祀用品的重视，认为日常生活当俭则俭，祭祀活动当丰则丰，丰、俭各适其宜，不能敷衍了事。
　　（二）生者应保持理性，立足此世。安乐哲认为，儒家宗教情感不是救世主义也不是末世主义，而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宗教感，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宗教。“以人为中心”便是以现世为中心，看重的是生者的今生，而不是死者的来世。因此，在充满宗教情感的祭祀活动中，理性精神便得以显现。一是谨慎对待。“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斋戒与祭祀活动有关，战争与族群的存亡有关，疾病与人的生死相关，从根本上来看，都与鬼神以及未知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应谨慎待之。二是保持距离。在个体与超自然力以及未知世界的关系上，孔子认为既不能妄自尊大，对鬼神等超自然力以及未知世界彻底否定，也不能完全迷失自我，而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三是适可而止。“丧致乎哀而止。”（《子张》）《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节”，就是指人对情感的合理控制。对丧事，体现出悲哀就可以了，不能过度悲伤，否则就会对生者造成伤害，从而也失去了“丧礼只以致极乎居丧者之哀情而止”的初衷。
　　总之，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对“祭祀”的认识非常深刻，既没有彻底否定祭祀的宗教意蕴，也没有把祭祀完全神圣化，而是提醒人们在维持“情生于心、奉之以礼”宗教情感的过程中应不断强化主体的自觉，把“宗教情感”与“理性主义”合为一体，使儒家“亦人文主义亦宗教”，从而为儒学成为“支持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运转的制度化正统学说”奠定了基础。
　　本文转载自《<论语>中的“祭祀”意蕴探微》（《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5期），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论语》诠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