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 《南开大学报》
人至期颐亦不休 留作后人好模范
——记刘焱先生二三事
□孙 元
在南开大学求学期间，我遇到过许多敬重的老师，刘焱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受校史研究室安排，我于2015年春来到刘焱先生身边，先后协助先生整理完成了《周恩来研究文集》《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等著作，直至2019年毕业。多年来先生耳提面命，使我获益匪浅。惊悉先生高龄逝世，回想起先生的教导，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谨此录下与先生交往中的些许片段，以资对先生的怀念。
未见先生前，我便了解到刘焱先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委员、南开大学党总支书记，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共产党员。随着与先生接触加深，我愈加感受到先生身上的老共产党员特质。刘焱先生晚年总是带着很强的责任感在工作，他常常说，完成这些校史编研课题，是作为一个亲历解放战争的地下党员的责任，是他晚年为党、为学校所做的最后工作。有一次去先生家中，我发现他正在看文件，当时正值党内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先生读的是天津市一位领导的动员部署讲话。我顺口问了一句，您这么大年纪还在学习吗？先生答道，当然要学习！由此可见先生的政治本色。刘焱先生曾对我讲述过一段往事：天津解放前夕，学校护校以及迎接解放的工作十分繁忙，他的饮食和作息很不规律，因此身体很不好。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先生便病倒住进了医院，因他是云南楚雄人，在天津没有什么亲人，于是市青委的同志便轮流来照顾他。经过半年的休养，先生才恢复健康，重返工作岗位，他十分感激大家的帮助。我想，历经地下斗争的残酷考验，以及集体的关怀和支持，才铸就出先生的坚定信念与坚强党性。
刘焱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而我硕博阶段所学的是中共党史专业，因此在学业上也得到了先生的指导。我硕士阶段作的毕业论文选题是“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刘焱先生作为时任天津市学联主席、首届会议代表，给我作了宝贵的口述史访谈。先生对待历史极为认真，在《解放战争时期南开大学学运纵览》一书的编纂过程中，常常指出原有校史著作中存在的讹误，并在新著中详尽解释说明，力求还原真相。刘焱先生常说，一个问题不怕已经作过研究，而应反复思考，才能有新的突破。他以自身从事周恩来研究为例，阐述过这个道理。关于周恩来在“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中的作用，先生曾写过多篇文章，每一篇都比之前文章的研究更深入、更完善。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是先生晚年治学的真实写照，也激励着青年学子在学术道路上不断钻研、求索。
刘焱先生一生几经风雨，但他一直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尤其是受冲击的岁月，他仍不失豁达之心。先生曾向我讲述过他在“文革”期间的两件事：一件是“文革”初期，先生被下放到“牛棚”中，当时管理并不严格，先生想到解放那么多年，尚未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了解国家建设成就，未免觉得遗憾。于是便偷偷“溜”出“牛棚”，坐火车南下，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一路游历，方才了此心愿。另一件是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先生被拉去“陪斗”，有一名学生跑出人群，握着他的手说，“你永远是我的老师”。对于人生的曲折经历，很多人讳莫如深，但先生却毫不介怀，亦可从中知晓先生明月入怀、胸襟坦白。刘焱先生生前常对我说，治史应严谨求实、敢讲真话；做人应光明磊落，坦荡正直。这句话深刻概括出刘焱先生一生治学、为人的品格风范。先生虽已长逝，但他的事业永存、精神永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相较于先生一生的奋斗，再多的文字也显得苍白无力。谨以拙文献瓣香，我也愿在党史和校史研究领域继续努力，略尽绵薄，以不负先生的教导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