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流行色。
飞燕能作掌上舞，只因汉宫好细腰。唐人崇尚富贵牡丹，极具艺术鉴赏力的唐玄宗也不能免俗，把个雍容富态的杨贵妃“三千宠爱集一身”，结果才演绎了“安史之乱”的家国悲剧和“马嵬坡长恨”的红颜薄命。
“环肥燕瘦”的时代早已随风飘逝。如同一幅古画，虽然丹青的绚烂尽褪，但彼时彼刻的流行色仍依稀可辨。
搞清楚今天的流行色是什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许很重要，因为要养家糊口，因为要安身立命。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要以获取利益最大化为前提。
“义利之辩”是中国重要的传统哲学命题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人的境界高下的判据；“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诸多论辩观点的两个极端。总之，人是摆脱不了义利的纠缠和困扰的，而将义利摆放在什么样的相对位置，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就如同将家里的电冰箱放哪儿、将洗衣机放哪儿完全是个人的爱好和自由，但是每个人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王国，而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人必须遵守，盖莫能外。
我们看到高星级的宾馆饭店，该使用大理石的地方不能使用地板砖，该铺地毯的地方不能空空荡荡，即使洁净如镜也不行，内部的陈设更要整齐划一，服务员个个训练有素，动作规范，仪态大方，顾客的任何需求他们都尽量满足，不会断然对你说一个“不”字。因为它是社会化的“家”，是大家的“家”，规矩不但显而易见，而且更加严格。因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家”，置身其中的成员都同样受到某些条件的约束。
有一种人，确实了得，他在社会上的行为，用帆板运动来比拟较为贴切，他能够看准潮头方向，能够利用潮头力量，能够站立潮头之上。但是很可惜，像这些能够一路披波斩浪，笑到最后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弄潮儿”最终却被嘲弄，不是被巨浪掀翻，就是被暗流吞噬。“弄潮儿”这种人的特点是，当下流行什么，他就鼓捣什么，他就吆喝什么，他就贩卖什么，“街上流行红裙子”，他绝对给你披一身彩霞，一些人因此就能发利市，就能成大款，就能买得起别墅洋房，就能自己驾起宝马奔驰，就能穿戴花花公子梦特娇，就能泡吧泡妞洗桑拿。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算有钱，“有钱能使磨推鬼”才是真正有钱。
还有另外一句话：造就一名贵族需要至少三代人的积累，而成功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三年的时间就足够了。由此看来，高雅气质培养、深厚文化底蕴修炼，要比聚敛钱财困难得多。在古典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描述：一位生活困顿、衣衫寒素的书生出场，举手投足之间，讲究一个儒雅风度，眉宇颦蹙之际，表露几许轩昂气概。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位家道式微的落拓公子，虽然身处潦倒的境地，就是不失书香门第之后的应有斯文。这种人时常被讥笑、被嘲弄，他也不怒不恼，不去分辨，只顾慢条斯理地走他的路。另外的一种人表现就迥异了，发达之时，手舞足蹈、唾沫飞溅，使起性子来，比着用钞票点香烟，生气起来，责骂清风挡了他的路。一旦折了本，成了穷光蛋一个的时候，立马丧魂落魄、蓬头垢面，见谁都是大爷，为了讨别人的残羹余渣果腹，连苍蝇都被轰走了，就是轰不走他，为了捡别人的烟屁股过把瘾，跟了五百米还不肯停下来。
时代流行色变换无穷已，基本由处庙堂之高的显赫人物发轫，然后芸芸众生推波助澜。义利则是一个振荡器的两极，每个人身处其中，必受其作用而上浮下沉左摇右摆前倾后仰。气质乃人之禀赋，先天生成一半，后天锻造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