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编者按：新春在即，很多农大人忙于科研工作或因疫情影响，留在北京或他乡不能回家团圆。在过去的许许多春节里，过去的农大人又是怎样度过新春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农大人的春节故事——
■本报记者 何志勇
1923年夏天，20岁的退伍不久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从湖南来到北京，他身上只剩7元6角钱。
　　此时，沈从文的表弟黄毓熙（即黄村生）此时正在农大读书。虽然比沈从文小4岁，但表弟做事老练，被沈从文称作“候补京油子”。“许多表兄弟中，在我成年期前后最亲近的一个，”沈从文在文章中称：“他却算得是最得力又最持久的支柱之一”。
　　年龄虽比我小，神气却比我老成懂事得多。星期天入城时，穿了身灰色羽纱洋服，到打磨厂一小客店来看我。一问每天房租得六毛大洋钱，即刻就要我结了账，陪我带了那份简单行李，同去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和管事的另一远房表亲金老表商量，就西厢房占了个小小房房间落了脚。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元钱，每天供应热水。又问明白了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元每天送来一菜一汤伙食两顿……沈从文还受邀到罗道庄农业大学去找黄毓熙，在那里住下来：
　　同房住了六个人，全是小同乡，另一房间，也住了六人，全是大同乡。吃大锅饭不分彼此，什么酸的，辣的，腊肉、菌子油都有，全是从家乡寄来的。住处总经常有人进城，所以总有空床位可住，只带把牙刷就够了。
　　转眼到了腊月，京城里散发着年味。腊八这天，当腊八粥的香味飘来时，已经饿得肠子都贴背了的沈从文，想起了母亲说的那句话：“有钱天天年，无钱天天空”。
　　沈从文步行走到40里外的西郊香山慈幼院，想找大舅黄镜铭，却得知大舅到长沙办货去了，还要两三天才能回来。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会馆，饿得一晚上也睡不着。
　　天一亮，沈从文赶去拦截了正要去学校上课的黄毓熙，说了自己的处境。黄毓熙有四块银元，要给他两块。沈从文想着大舅就要回来，拿了一块：“不用，有一块就行了。”
　　第三天，沈从文又去了香山，得到的消息却是大舅从长沙又顺道回湘西去了，怕是十天半月才能回来。
　　一块银元生活不了几天，他暂时也没有办法，只好不去想，跑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但因春节就在眼前，图书馆也关了门。“怎么就兴过年呢？”那一块银元换成的100个铜子，终于是一个两个地用光了，沈从文望着茫茫的天空：“如果能让我做主，我一定下令取消春节！”
　　沈从文饥肠辘辘地靠在床头，不知怎么熬过这个春节时，却意外收到了老军长陈渠珍的来信和一张三十元银票。欣喜若狂的沈从文赶紧跑到会馆食堂买了五个烧饼，一口气吃了个饱。他又买了半斤猪头肉和两个烧饼送给常常照顾自己的门房老头，然后急匆匆地跑到农大——他要请表弟美美地“撮一顿”。
　　虽然是过年，沈从文来到农大时，碰到黄毓熙正好从教室出来，他上前就问：“你还没吃饭吧？”
　　“没有，我们一起去吃吧，就在我们的学生食堂，今天是春节，有许多好吃的。”
　　“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沈从文爽快地说。来北京后，他第一次在表弟面前露出了豪放的神情。
　　1924年2月5日，农历甲子年的春节。“北漂”的兄弟俩畅谈起人生。
　　黄毓熙问了沈从文今后的打算。沈从文说：“我还只是清楚第一步，先做一个思想独立的人；第二步打算，还没想清楚。”
　　“我要的独立，主要是指这儿。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沈从文说：“一个人，若是头脑不独立，怎么自由也没意思，所以我只想读书，因为我相信只有读书头脑才会独立。”
　　“企望入大学半工半读，可是，只有高小文化，开始无一所大学接纳。”黄毓熙为沈从文出了个主意：去北大当旁听生。
　　第二天，黄毓熙就帮助急不可耐的沈从文搬到了离北大红楼更近的银闸胡同，从此开始了一边旁听一边写作的崭新生活。
　　后来，沈从文经常去农大找表弟，还认识了在农大的其他同乡詹乐贫、唐伯勋等，农大俨然成了他的“乐土”：
　　学校两排宿舍里住下的十二个同学全是同乡，大家都乐意共同在一处吃大锅饭，经常上也不大分彼此,日子过得很融洽。我去那里作客，初初还只算是他一人的客人，极快就成了两间宿舍共同的客人。因为照例经常有人进城，不回学校，必有空床铺可借住，我都可随意就宿。一住三几天，也从不觉得为难。
　　（资料来源：《沈从文和他身边的人们》《沈从文家事》《沈从文自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