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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毕业后，又辑校了《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越缦堂文集》十二卷、《孙渊如集》五卷，发表了《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越缦堂先生著述考》《仓颉篇辑本述评》等著作。

父亲海外访书期间发表了《巴黎敦煌残卷录》《海外希见录》等著作，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时，又编写出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藏书提要》。

回国创办图书馆学系后，父亲编写了大量的教材：1952 年编写了《目录学概论》；1953-1955年，陆续编出讲义《目录学与书刊评介》和《目录学引论》；1956 年，父亲与弟子朱天俊合作，编写出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目录学》；1957 年至 1962 年，还写出了讲义《历史书籍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同时还留下遗稿《中国目录学概论》。

1957 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免去系主任的职务。这本是不幸之事，但反而使父亲从繁重的系务工作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多时间用于学术研究和写作。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古籍叙录》《敦煌变文集》，以此奠定了父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著名学者的地位。1959年开始编写《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书于 1962 年出版，同年出版《徐光启集》，1963年出版《补全唐诗》。

1964 年父亲因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得了肺气肿，并患上了冠心病。但父亲还是不断与疾病作斗争，陆续整理出许多在海外收集的资料，同时撰写《中国目录学史》讲义至元代。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被迫中断了他的写作生涯，于1975年含冤辞世。

父亲去世后，母亲接过了父亲未尽的著书事业。母亲自参加工作起就在父亲手下，对父亲的学识了如指掌。

父亲去世后的一天，我在整理房间时无意间在房顶的橱柜里发现了几大摞父亲的手稿。母亲一看就知道这是父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时所撰写的善本书提要，这里面凝结了父亲大量的心血，她马上投入了全部的时间进行整理，终于在 1983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善本书提要》。

1982 年，我家由朗润园搬到燕东园，就在我们搬家整理东西时，我又在另一个房顶的橱柜里发现了一批父亲的手稿。这是父亲撰写的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 1000 余种善本书的提要，经过母亲的整理，于1991年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中国善本书提要》及《补编》收录了父亲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撰写的古籍提要共计 5600 余篇。上至六朝唐写本，下至明朝朱墨印本，莫不是父亲亲眼所见。纵览当世，能够亲眼见到这三大馆馆藏善本的人已经不多了，像父亲这样持有恒心、十年不辍，为如此繁多的善本书撰写提要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完成这两本书的出版后，母亲又想把父亲发表过的，散落在各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辑录在一起。那时母亲因患关节炎行走十分不便，我每个星期天都用自行车推着母亲从燕东园走到北大老图书馆（现在的档案馆），查阅旧报刊、杂志，然后把旧报刊、杂志上刊登的父亲的文章抄录下来。因为我的专业是无线电技术，对父亲的学问一无所知，在我抄录父亲文章的时候，许多字居然都不认识，就只好照猫画虎地描下来，这时我才知道父亲的学问真是太深奥了。因为父亲自命为冷庐主人，但“这冷，不是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的冷漠，而是对名利的冷漠，对困难的冷漠，是耐得在冷门学问的长途中寂寞清冷的前进”。因此母亲把这一论文集命名为《冷庐文薮》。

在母亲多年艰辛的努力下，终于又出版了《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徐光启传》《校雠通义通解》《敦煌遗书论文集》等多部父亲的遗著。

1993 年母亲去世，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了追思会。时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及北大的知名教授季羡林、陈岱孙、邓广铭、周一良、宿白、傅振伦、阴法鲁等参加了追思会。大家表示母亲放下她手中的吴承恩研究，全心全意投入了父亲的遗著整理，成果卓著，为中国敦煌学、古籍文献学、善本书目等学术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将被后人传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父亲自年轻时代起就有“行万里路，读万种书”的宏愿，早在1947年，他就说：

“重民近十年来，编了国会图书馆的善本书 1500种，北平图书馆的 2720 种，普林斯顿的 1000 种，欧洲天主教书350种（大致明刻本），北大的又近300 种了。……在最近三五年内，还希望能编北大的 1500 种，故宫的 1500 种，北平图书馆的 2000种。除去重复，将不难有 7000 种或 7500 种。以往的书目，著录过了 1000 种的很少，

《四库全书》仅3450 种，连‘存目’也不过 10，230种。几年后，再能往南方游历几次，很希望到死的时候，能够到一万种明以前刻本书，这就是我的梦想了。”

父亲的愿望，最终因种种历史原因没能实现，着实可惜！但是他的后学，一直在替他完成着他未竟的事业。2017 年由父亲的学生王锦贵教授牵头，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召开了《王重民全集》编纂商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等单位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提出了编纂《全集》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第一是全，第二是真。他们将《全集》分为目录学、敦煌学、太平天国、地方志、徐光启、文献学、图书馆学、古籍整理、传记、杂文、索引编纂、书信等 12 个部分。并由各门类的专家分别负责编纂。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并克服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他们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将在今年结项，开始进入出版印刷阶段。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王重民全集》能够出版面市，成为中华古籍文化宝库中一枚灿烂的瑰宝。

六、藏书

父亲一生读书、访书、救书、教书、著书，他爱书，书是他一生永恒的主题。

父亲即使在身处险境时也离不开书。1941年他不顾生死、冒险潜回上海时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买书。他不但帮胡适先生买书，还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购了一大批书，这也是父亲在抗战时期，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另一个重大贡献。

给别人买书的时候，他自己也没闲着，他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前在剑桥所得之太平天国史料，已由《广东丛书》委员会代印，并给了稿费国币 800 元。”父亲把这 800 元基本全在上海买成了书，他在信中说，“书比早先贵四五倍，但我亦拼命买，若能把那800元花完，也许能买出小成绩。”

1947 年回国以后，父亲继续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就在北图附近的西什库惜薪司西岔胡同，买了一处四合院。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接来同住。父亲又愿意接济亲戚，记得当时一个堂姐和堂哥都由父亲供养在北京读书，也住在一起。可见父亲并不富裕。但是，他还是忘不了买书，有空的时候常去逛琉璃厂旧书市。书市的书商跟父亲也特别熟悉，他们一旦有了新书，都先拿来给父亲过目，一方面是让父亲帮助鉴定真假，另一方面也是向父亲推销。这样不久父亲就积攒了满满一屋子的书籍。

1952 年院系调整，我们搬到了西郊北京大学燕勺园居住。我记得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书。父亲母亲的书桌是面对面地放着的，上面不但摆满了书，还铺满了各种书稿和卡片。客厅的书柜里放满了书，高大书架上也放满了线装书，一直快堆到房顶了。另外，在燕勺园的小院子里，还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放书，满满的一屋子，排了许许多多的书架，书架从下到上放满了线装书。

1959 年，北京大学为了给教师改善生活，在朗润园新建了一批公寓，我家就由燕勺园搬到了朗润湖东侧的十公寓。当时十公寓住了许多知名的教授，有宗白华、刘国钧、邓广铭、周辅成、黄子通、宿白等。

搬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至今我仍记忆犹新。我家分到十公寓西侧最高的房子，父亲高兴地把家里的书都搬了过去。书房里是书，客厅的书架上也摆满了书，连卧室里都用大木箱装满了书，从地面一直排到屋顶。这可让住在楼下的几个邻居心惊肉跳，住在 3 楼的地质地理系教授林超，住在 2 楼曾当过北大教务长和中文系副主任的张仲纯教授，都向学校反映，怕楼的承重出现问题。经过学校与邻居的协商，就把一楼大家公用的存放自行车的房间也分给了父亲存书。不久，这个自行车房也被父亲装满了书。

每当父亲买了新书，他都爱不释手，来回翻看，如果是平装书，他就用粗钢笔，竖着签上“王重民”三个字，如果是线装书，他就用一个刻有“王重民读书印”的图章盖上印章。

父亲对这些书也十分注意保管，隔一段时间就要清扫一次。我经常帮助父亲清扫，由于我个子小，可以爬得很高，而爸爸的书放在大木箱里，从地上一直摞到屋顶，只好由我爬上去帮助整理。记得我每次清扫整理父亲的书，都弄得灰头土脸。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清朝的尘土呢？

父亲对他的书放在什么地方、书的内容是什么都了如指掌。记得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中国与“苏修”珍宝岛开战的那一年，他正好到我家去玩儿，父亲随手就从一个书架上找出一本书，翻开来给他看，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珍宝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这些书随了父亲一辈子 ，1975 年父亲含冤去世，母亲觉得这些书好不容易才由父亲收集到一起，生怕他们散落。经过考虑，母亲全部捐给了她曾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属的《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

当时《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派了好几个人来，在家里整理了一两个星期，编出了目录，大约有一万册。最后，我记得装了两卡车才全部运完。

2009年，我遇到曾在《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工作过的马忠文先生，他还高兴地跟我说，他曾经在单位见过父亲亲笔签名的书呢。看来父亲一生收集的这些宝贵的图书，还在为国家继续做着贡献。

七、心中的父亲

父亲虽然是著名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办人，但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和蔼可亲慈祥的父亲。

我出生于 1948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 18 岁，后来下乡插队，在农村待了 9 个年头，到1976 年才回到北京，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我记忆中的父亲，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当上了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又创建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年得子，事业、生活都顺风顺水，父亲当然对我十分溺爱。他总是乐呵呵地叫我“平嗳”，他说话乡音很重，“平”字不是发上声，而是平声，听起来特别亲切！父亲还爱叫我“小孩儿”，我在他眼里永远是个孩子。

小时候的我很调皮，常常闯祸。有一次，我看到墙上挂着的条幅，上面的字“歪歪扭扭”，一个也认不得。我就拿起笔来，在上面胡乱画了起来。父亲跑过来，夺过我手中的笔，说在这上面可不能乱画。原来那是柳亚子先生给父亲写的条幅，上面一部分是鲁迅的原诗。鲁迅的原诗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下面一部分为柳亚子给鲁迅改的新诗，他将其中“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一句改成了“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一个“破”字，一个“漏”字，真是点睛之笔，恰到好处。看来我这个娄子捅得可不小，但父亲也没怎样，过两天又换了一幅其他字。

不但我淘气，我的朋友们更淘气。一天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写毛笔字，练完字，那位小朋友追着我打，他用毛笔一甩，我一躲，不偏不倚一串墨迹正好甩到了墙上挂着的横幅上，那是钱玄同先生给我父亲写的斗大的“冷庐”二字，我父亲是钱玄同的得意门生，以冷庐主人自喻。我的朋友看捅了娄子，偷偷地溜走了，好几天不敢露面。我也假装没事似的干别的去了。过几天父亲把心爱的钱老的字收起来，换上了荣宝斋买的木版水印的毛主席手书《沁园春·雪》。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整日坐在他的书桌前奋笔疾书。他有一支粗粗的派克钢笔，但他总把它当作蘸水笔用，他写的字又粗又乱，我几乎一个也不认得。父亲爱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喝茶，他的茶块有圆的、方的，还有像窝头一样的，他把它们敲碎了，放在锅里去煮，那茶黑黑的，尝起来苦极了。父亲的字是乱的，茶是苦的。

父亲爱听相声和京戏，他常常被侯宝林说的相声逗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样，有时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父亲在海外待得久了，不免会有一些海外的习惯，例如，周末会带我们全家出去野餐。他会做好三明治、切好水果、煮好红茶，一家人到颐和园后山，铺好毯子围坐在一起，享用美味。

父亲还爱种花，我们住在燕勺园平房的时候，院子里种满了各种鲜花，有美人蕉、西番莲、玉簪花……父亲还用木板和砖头搭了一个大架子，上面放满了绣球、茉莉花、菊花、仙人掌、仙人球各种盆花。父亲经常带着我去海淀花铺买碎马掌做肥料，或是到黑白铁铺去做喷壶，回来我们一起给花上肥、浇水。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花开满了院子，可漂亮了。

他有时也会带着我远足，我们一起去六郎庄的田里散步，那一片片的稻田，碧绿葱郁，一望无际。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听着清脆的蛙鸣，看着从玉泉山流过来的潺潺泉水，真是太美了！

我真想能永远和父亲一起看书、喝茶、郊游，永远走在田间，听那清脆的蛙鸣，看那涓涓的泉水……

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作者为王重民先生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