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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回国后居家隔离的第9天。如果没有疫情，现在的我应该在荷兰进行交换学习的同时，抽空在欧洲各国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毕业旅行。但此时的我无比感恩与庆幸，感恩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举国上下的战疫努力，创造了如今国内日益稳定的成果；庆幸自己在国外疫情全面爆发时，有如此强大的祖国可以依靠，才有了此刻满满的安全感。

将时间倒退一个月，2020年2月27日，荷兰确诊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那时新冠肺炎在欧洲才刚刚出现，我每日的关注重心依然是国内的疫情，每天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和睡醒的第一件事都是打开国内疫情动态，担心着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期盼着每一个关于疫情的好消息。看着新增确诊在慢慢下降，新增治愈在上升，我想一切都在逐步恢复正常吧。

3月1日，荷兰的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了近20例，且官方通报一些病例可能与一周前的狂欢节活动有关，而那场狂欢节活动我也去了，夸张一点说，半个城的人都参加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病毒离我如此之近，从那时开始，每天不停地洗手，不停地量体温，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那时每日的新增病例都还可以找到其感染途径，所以人们还并不担心，没有人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生活一切如常。

3月5日至9日，不忍心因为疫情原因把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取消，我将原计划的德法之行改成了还未有确诊病例的东欧之行。在这个过程中，荷兰的确诊病例飞速增长，到3月10日我回到荷兰，确诊总数已经达到近400例，疫情也从西欧向东欧逐渐扩散。那时的我才真正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但当地的居民好像还并没有任何反应，包括政府也并未采取停工停学或限制外出等预防措施。

之后的几天，每当我戴口罩出门时，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你，但一个个身体却躲避着你，大家都仿佛认为你是携带病毒的人，因为当地卫生部门向人们宣传只有出现症状才需要戴口罩。记得有一次，我正戴着口罩走在街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学生经过我时对我大喊“coro-na”，然后飞速离开。这也是我第一次受到歧视。当晚我和在国内的朋友描述在国外戴口罩的心理压力之大，但不戴又担心被传染，真是左右为难，甚至不得不想出了在口罩外面围一层围巾才敢出门的下策。

3月13日，学校终于停课，眼看荷兰的疫情愈发失控，但人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我决定买机票回国。于是我囤好了食品，打算坚持到回国前都宅在家里不出门，本以为从此便高枕无忧，安心

等待回国即可，却没想到这才是精神考验的开始。从这天起，欧洲的确诊病例呈指数型增长，为应对疫情，各国开始限制出入境，各航空公司开始减少航班，每天都有新的政策出台。每过一天，都无法确定自己能否登机，航班是否取消，是否允许中转，降落如何隔离……于是每天睡前我都会为自己祈祷能顺利回国，除了等待也无能为力。

度日如年地熬了过来，3月17日，我正式踏上了回国之旅。从家到机场的路途中，我看到依旧没有人戴口罩，当地人的生活如常，仿佛病毒并不存在，而荷兰政府也采取只检测重症，轻症患者自行居家隔离的政策。回国的路程比我想象得要顺利，与平日坐飞机并无二样，无论是在荷兰登机还是在俄罗斯中转，连体温检测的程序都没有。但同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竭尽所能地保护好自己，口罩、手套、护目镜，甚至防护服。整个行程中，大家也大多不吃不喝不上卫生间，就这样坚持二十个小时回到祖国。18日上午9点，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广播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

之后的一切步骤都严格有序地进行：提交健康申报表——卫生检疫——入境审查——统一乘大巴到新国展分流——按目的地省份登记——统一乘车到北京西站——乘高铁回太原——由社区接到家隔离。每一个交接都是点对点，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带领并负责交接，全程至少被测了四五次体温，完全闭环进行，北京西站也为入境人员专门安排了单独的候车室和单独的高铁车厢，全程与外部人员无接触。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我不知道这样究竟有多热，但我能看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护目镜上都被雾气充满，即使这样他们也都有求必应，为每一位乘客的需求而服务，让人无比感动。居家隔离的第5天，医务人员上门做了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至此我心中的那口气才算彻底放下。

近期网络上有很多关于留学生回国的争论，我想每一位漂泊在外的留学生都是经过了艰难而又深思熟虑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回国抑或留守，没有哪个选择是值得褒贬的，每一位留学生的情况也都牵动着国内一个家庭的心。在国家的“严防输入”的口号下，这个群体也需要更多的社会理解和可以解决相关问题的具体政策。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祖国疫情早日消散，生活早日恢复，正如新国展入口处所挂的标语：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Springalwaysputsanendtowinter）。

（作者为经济学院201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