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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锡良（1930-2022）

《汉语史论集》书影

《古代汉语》（修订本）书影

《汉语史讲授提纲》油印本

郭锡良先生（1930-2022），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郭锡良先生博通古今、治学严谨，是汉语史学科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在汉语语法史、汉语音韵学以及汉语词汇史、文字学、训诂学、词典学、方言学、文学语言史、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等领域均有独到建树，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郭锡良先生是教泽宏敷的博雅名师。他一生立德建言、劬心树人，在教学、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他在北京大学任教五十余载，培养了大批文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人才；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3部《古代汉语》教材，荣获多种国家级重要奖项，嘉惠数代学人，影响深远。

郭锡良先生秉承“融汇古今中外”之师训，主张学贵闳通、由博返约，以“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成果，更要注意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成果，自觉运用新方法”为治学理念；以“明音韵，通训诂，识语法，懂理论，用电脑”为人才培养准则。这是郭锡良先生留给后学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回顾郭锡良先生的学问人生，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将激励我们坚定地继承和发扬先生的学术思想，让精神不朽，学脉不断。

壹  求学之路

郭锡良先生祖籍湖南省衡山县，1930 年 9 月 22 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锡安乡。郭锡良先生的祖父郭光璧（字俊生）是清末补廪秀才，民国初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郭宗泰毕业于湖南衡山中学，曾任机关职员、小学校长，长期经商；母亲廖清香；二人育有子女六人，郭锡良先生是长子。

郭锡良先生幼年受过良好的古文启蒙，他五岁开始跟着祖父诵读古书，从《三字经》《五字鉴》（因为五字一句念不好，祖父将之改为“四字鉴”）读到《幼学琼林》《左传》，这催发了他对古文的喜爱，培养了良好的古文语感。至耄耋之年，他还常常回忆起幼时跟随祖父读书的时光。

1939年祖父去世，次年郭先生入高小，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先后就读于湘阴县锡安中心小学（1942年毕业）、衡山赵氏私立三忠初级中学（1946 年毕业）、衡山南华中学（1949年底毕业）。郭先生兴趣广泛又好学深思，中学时特别喜欢语文、数学、物理三科，数学成绩优异。他还好下棋，表现出良好的语言文字功底和数理逻辑思维能力。然而他的中小学时代在战乱中度过，因躲避日寇，学校停办前后达三学期之多，时局动荡夺走了他许多宝贵的学习时光。

1949年底，郭锡良先生从南华中学毕业，次年春在衡山县望峰桥村务农，耕种六亩多地，直到7月到长沙考大学。他原本数学成绩突出，一心报考理工科，因高三停学缺课，担心考不上，于是报考了湖南大学中文系。自此他和中国语言文学结下了终生缘分。

郭锡良夫妇合影

1950 年秋刚入读湖南大学中文系时，他还抱着来年再考理工科的念头，但受到班主任王石波先生的影响，特别是听过系主任谭丕模教授的“中国文学史”课之后，他坚定地留在了中文系。本科时期，他喜欢古代文学史、文艺理论，阅读面广泛，得到了各科教师的好评。这是他日后从事文学语言史研究的因缘，也因此始终重视文学与语言学的关联。

对于郭先生而言，在大学时期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便是遇到了中文系1951级的同学徐寒玉女士。1953年秋院系调整，湖南大学中文系并入武汉大学，郭、徐二位随之负笈江城。他们的爱情从星城岳麓山走到了江城珞珈山，大学毕业后他们相约百年之好，成为一生相知相爱、相互扶持的佳偶。

1954年夏，郭先生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此时他是怀着浓厚的文学研究兴趣的青年，服从组织分配，北上学习汉语史。学理工未成，治文学又未遂所愿，这次歪打正着的安排，正像是冥冥中被牵引着驶入正确的航道。良好的古文启蒙、突出的数理成绩和浓厚的语文兴趣，正是治汉语史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开阔宽博的思路，他很快能够安心研习语言学，并对导师王力先生的治学思想心有戚戚焉。

郭锡良先生是我国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他的问学生涯是随着汉语史学科的建立而开始的。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颇费心力，除了悉心教导、倾囊相授之外，还制定了系列课程，延请陆志韦、吕叔湘、魏建功、郑奠、高名凯、岑麒祥、袁家骅、周达甫等语言学家讲授“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导读”“《马氏文通》导读”“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普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概要”“汉藏语概论”“汉语音韵学概要”等课程，从而形成了理想的汉语史专业培养方案。

在王力先生和诸位语言学名家的指引下，郭先生逐渐登堂入室，进入汉语言文字研究的广阔天地。初读研究生时，因为喜欢文学，他把自己的专攻方向定为文学语言史，学年论文《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王力先生的高度肯定。随着学养的深厚和导师的熏陶，他树立起“学贵闳通、融汇古今中外、先博后专而由博返约”的学术理念，兼顾汉语史各领域（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并涉猎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方言学等多个领域，早期重点专攻汉语语法史。

郭锡良先生在王力先生身边学习、工作 32 年，师生情谊深厚。1954 年 9 月他在燕园临湖轩初次拜会王先生夫妇，几十年后他仍然记得王先生那天和他说：“汉语史是研究传统的学问，却又是要用新的理论方法来建设的新学科，前景很广阔；它需要非常宽广的知识面，你在本科学的那些文学知识，不但不会没有用，还很不够，语言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你安心学下去就会清楚的。”这成为了他终身践行的理念。

从入门求学到参编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王力古汉语字典》，编校《王力文集》，担任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乃至在学界影响甚大的音韵学大论争中，郭先生为传承恩师的学术倾尽全力，不惜耽搁自己原定的著述目标。郭先生之为人，留给世人的深刻印象是刚直敢言和尊师重道，二者都缘于对学问的赤诚之心。王力先生是郭先生的学术引路人，在王先生身上，他看到了心有戚戚焉的学术思想和乐而忘忧的终身事业蓝图。郭先生晚年全力维护王力先生，实因重道而尊师，维护的是心中的正道。

贰  治学成就

1957 年，郭锡良先生在《语言学论丛》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2020 年在《中国古典学》上发表了最后一篇论

文《汉字上古音幽部、觉部音韵表稿》，六十余载的光阴，他潜心治学，著述宏富。

郭锡良先生接过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蓝图，身体力行地建造这门新学科的大厦。通观郭先生的学术成果，他的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范围涉及汉语史各领域以及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词典学、方言学、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诸领域，卓有建树。郭锡良先生用力最勤的研究领域是汉语语法史、汉语语音史。这两个领域基本构成郭锡良先生学术生涯前期和后期不同的主攻方向。

郭锡良先生在汉语语法史方面的成就包括三方面［详细评述参见中国语言学会《郭锡良传略》（2004）和邵永海《试论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2020）］：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构建、先秦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研究、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郭锡良先生主要致力于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构建工作。其一，在王力先生的汉语语法史研究范式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框架（以断代描写为纬、以历时演变为经）和研究范式（断代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这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汉语史讲授纲要》的语法史部分，即曾经计划出版的《汉语史讲授提纲》；其二，对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展开具体研究，由此构建语法体系，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一系列文章，包括《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试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先秦语气词新探》《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等。

20世纪90年代，郭锡良先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先秦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即不再“把先秦一千多年看作一个时期”，而“探讨这一时期内语法的变化发展”（参见《郭锡良传略》）。其实也可以说，这部分研究是在建立语法体系、语法史的工作框架中，将断代描写和历时演变分析做得更为精细。郭锡良先生的汉语史分期在王力先生的分期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将殷商时代从上古汉语中分立出去，定为远古汉语，这部分研究成果是其确定分期的重要依据。这一方面的成果也体现为一系列文章，包括《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等。由此上溯就可以做远古汉语断代研究，郭锡良先生的《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等文章是这方面的成果。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到《汉语史论集》中。

郭锡良先生非常重视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他提出研究汉语语法史要合理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继承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成果而摒弃其弊端。在研究视角上，重视历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重视语言的系统性，始终立足于语言事实；在研究方法上，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落实为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由此串联成完整的语法史体系。在《郭锡良传略》的手稿中总结道：“他强调研究古代汉语语法要有明确的时代观点，要特别重视语法的系统性，要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要摆脱传统训诂学研究虚词的方式。他特别提倡专书语法研究和断代语法研究，强调要全面占有材料，从详尽的材料分析中归纳出结论。”这些理念都在上述系列文章中得到了实践，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典范。

郭锡良先生在汉语语音史方面的成就主要包括远古音系的探讨和上古音研究两个方面。

郭锡良先生的远古音系研究成果是为汉语语音史研究填补空白之作，主要见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和《汉语史讲授纲要》的语音史部分。甲金文材料中缺乏足够的谐声、通假和韵文资料，想据此构建殷商音系十分困难；郭锡良先生另辟蹊径，采用内部构拟法上推殷商音系，得出初步的远古音系：19 个声母、韵部应分阴阳入三大类 29 部，声调有四声。2022 年郭锡良先生修订了《汉语史讲授纲要》的语音史，指出“必须根据《汉字古音表稿》（2020）作一些补充调整，同时还想到要参考《甲骨文集释》（1970）、《甲骨文字典》（1989）增补一些材料。”例如铎部作了较大调整。2022 年底住院前，他仍在修改《汉语史讲授纲要》，可惜尚未改完，留下遗憾。

郭锡良先生的上古音研究成果丰硕，在古音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成果可分为三方面（大致按照时序）：其一，两部相互配合的工具书《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二者不仅是语言学及文史各专业的重要工具书，也集中反映了上古音研究的创新性成果；其二，对上古音系和具体韵部的分部、归部、构拟的深入探讨，体现为系列论文：《也谈上古韵尾的构拟问题》《西周金文音系初探》《〈王力古汉语字典〉音读校勘记》《上古闭口韵的分部问题》等；其三，21世纪初在音韵学大论争中，郭锡良先生发表了系列论文，明确了上古音研究的原则和方向，在这场争鸣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郭锡良先生在古音学研究理论方法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在自觉地将传统音韵学研究方法和现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将系统性和时代性原则贯彻到古音研究中，主张采取以历史文献考证为基础的内部构拟法。《郭锡良传略》手稿中写道：“既注意继承我国传统语文学的成果，又力求借鉴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郭锡良传略》刊印版中也引述了郭先生的一段陈述：“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成果，更要注意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成果，自觉运用新方法。”郭锡良先生的这种治学理念不仅践行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更体现在古音学的研究中。郭锡良先生的《殷商时代音系初探》《西周金文音系初探》等文章采用了内部构拟法，《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等文章则深入探讨了历史比较法在上古音研究中的问题，指出借鉴西方的历史比较法不是套用其研究成果。《汉字古音手册》《汉字古音表稿》的编写则融通了现代音系学的原则和传统古音学、等韵学的有效方法。

郭锡良先生在语言文字学其他领域也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就，主要包括：《汉字知识》《汉文》等文字学成果；《说“斃”》《反训不可信》《漫谈同义词的辨析》《词典义项处理漫谈》等训诂、词汇、词典学方面的成果；《南岳话的词汇语法特点综述》《南岳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来源》等方言学成果；《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等讨论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相关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收录于《汉语史论集》《汉语研究存稿》中。

1981 年 8 月，王力先生与郭锡良先 　　生在北大燕南园60号合影

郭锡良先生的治学严谨端慎，在理念上主张融通古今中外，走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在行动上不急于求成，不草率发表著作。他的代表作中本应有一部《汉语史讲授提纲》或《汉语语法史纲要》，这是他20世纪60年代已写完的专著，并多次油印，流传海内外。他为充实内容、修改完善，始终未同意出版。在暮年完成《汉字古音表稿》之后，他就全力修订《汉语史讲授提纲》，可惜天时不待，仅修订完语音史初稿。郭先生还主张读古书要字词句落实，做学问要求真务实，他身体力行，并呼吁学界行审慎端正之学风。

叁  立德树人

1958年秋天，郭锡良先生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他以立德树人为己任，在燕园倾心竭力地耕耘五十余载，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在教书育人和教材编写上全力以赴。他在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为汉语史专业的发展付出了大量精力。郭先生从教半个多世纪，培养了大批文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人才，先后参与、主持编写了三部《古代汉语》教材，嘉惠数代学人，影响深远。

郭锡良先生的教学生涯从担任周有光教授“汉字改革”课的助教开始（1958年下半年），先后担任过李荣先生的“《广韵》研究”课（1959年上半年）和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课（1959 年下半年至 1960 年）助教。1960 年之后陆续讲授“汉语史”“古代汉语”“文字学”“语法修辞逻辑”“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汉语语法史”等课程。

在《郭锡良传略》手稿中这样写道：“他对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他长期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几乎年年超工作量接近一倍；为了完成集体编写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定稿和《王力文集》的编校工作，宁肯多年推迟《汉语史讲授提纲》的修改，多次谢绝出版社的其他稿约。”这样诚恳而朴实的文字背后是郭先生几十年的无私付出。

在晚年接受后学采访时，他回忆起，70 年代动乱结束后，他“尽量多做点，一心扑在教学和教材编写上。没日没夜沉浸在教材的编写和审稿、改稿中。”那时他一学期开两三门乃至四门课，每天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有时通宵写稿，早晨骑车赶去食堂买个馒头就去教室上课。

郭锡良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他的诗作中但凡言及教书育人，俱是喜乐。20世纪 80 年代的诗中他曾“偕国子，杖轻虬，登临绝顶乐悠悠”“名山胜水喜相迎，桃李群芳更有情”；八十寿辰回望人生，他“喜看九畹芝兰茂，岂惧五台霜露寒。”

郭锡良先生在古代汉语教材编写方面贡献卓著。他所参编和主编的《古代汉语》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惠溉学林、功垂于世的重要教科书，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研习文史有着梯航之功。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郭锡良先生在编写、修订《古代汉语》教材工作中一耗就是30年。他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册，1961-1964年编写，1981年修订）主要执笔人之一，其后主编《古代汉语》（三册，1981-1983年出版，1991年修订），与李玲璞先生合作主编《古代汉语》（二册，1992 年出版）。前两种教材的通论部分在国外都有多语种译本。

1961年春天，郭锡良先生奉调兼任高教部文科教材办公室中文组秘书，协助冯至先生主持中文系全国统编教材的编审工作，协助王力先生编写《古代汉语》。他是通论部分三个执笔人之一，撰写了绪论、音韵和文体方面的通论以及附录共十四节。80年代初郭锡良先生又协助王力先生主持了《古代汉语》的修订工作。1987年修订本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1972 年，北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郭先生担任古汉语教学小组组长，70 年代末因教学需要，他主持编写了一部新的《古代汉语》。他提出编写方案，统一审改定稿，并执笔四分之一以上。这部教材充分吸收王力先生创立的古代汉语教材体例，又有其特色和独创性。出版后不久就被国家教委选作推荐教材，1986 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二等奖，1987 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 世纪 80 年代末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累计印数已超过150万套。80年代末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需求，郭先生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与李玲璞先生合作主编了一部《古代汉语》，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备考教材，在1992年出版。

对郭锡良先生而言，编写教材不仅仅是二三十年的心血与时光的投入，而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是将学术人生与教材编撰融为一体。

20世纪60年代，他将原本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骈文语言研究材料和心得写进了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算作论文的撰写与答辩。同时在参编教材的过程中，他跟随王先生受到了扎实的古汉语研究训练。他曾回忆说，编写组的讨论会“集理论、方法、知识于一炉，不同意见的争论，能把问题引向深入”。他认为自己的研究特色之一是研究和教学紧密结合，并坦言许多论文是为了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而撰写的。80年代中期郭先生申请教授职称时，著述只有教材而无学术专著，在他心中一部好的教材绝不逊色于专著，直言“一部好的教材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影响也是专著达不到的。”

郭锡良先生自 1978 年起担任汉语史专业硕士生导师，1990年被国务院评为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70年代以后他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为汉语史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郭锡良先生不仅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也曾先后兼任湖北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二十余年中，他在 3 校指导了 20 名左右研究生。郭先生对弟子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同时又像父亲一样默默地关心他们的生活，操心他们的事业。他的弟子们大多业已成为汉语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在汉语史各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们无论是从事语言学研究还是文史其他专业，始终以郭先生为榜样，学风严谨、人品磊落。

郭锡良先生长期担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不计个人名利，为学科发展建设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精力。20 世纪70年代末，动乱甫平、人心未安，他承担起团结教研室成员的责任，主动担负更多的教学任务。为了学科发展，他为古代汉语教研室努力争取了十多个编制，保障博而有专的教研团队；主持设置了精当的本科、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他希望汉语史专业的师生，能继承和发扬王力先生的优良传统，以博古通今为理念，以中国语言学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精华而加以融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

“笑指西风秋瑟瑟，与君同气永心丹。”郭锡良先生以拳拳丹心在中国语言学领域耕耘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以博识精审为汉语史研究留下鸿篇巨著。郭先生为人正直无私、刚正不阿，他守正道、敢直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为学者的典范。先生已去，展望前路，笃实前行。继承和发扬郭先生的学术事业，坚守先生治学为人之正道，是对他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