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山大，文史见长。历史学在山大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八马同槽，潜心学术，为史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年轻的学者在前辈的基础上砥砺前行，成果丰硕，著作迭出。近期，记者采访了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的张新刚教授，探寻他的新书《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带来的启示，述说他深耕古希腊史的缘由和研究西方思想史的故事。
深耕翰墨，传承学术
张新刚教授坦言，古希腊政治思想是他学术训练的基点，当时的选择带有部分偶然性，但也有某种必然性。按照很多学者的看法，是古希腊人发明或发现了政治，也就是说在城邦这种公民共同体中，公民群体参与公共决策并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并非只限于古希腊某些城邦的民主制度，而是在其他政体中也普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政治”在古希腊的发端对于厘清“政治”在后来历史与思想史上的流变是非常有意义的。
谈到对政治思想史的兴趣和学术经历，张新刚教授说：“故事很长，不见得有用，但却蛮奇妙的。我高三那年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在北大听讲座》，里面有很多大家的讲座稿，但自己当时却被一篇有关马克斯·韦伯的讲座稿吸引。这篇讲稿基本重塑了我的三观，马克斯和马克思虽然在中文发音中同为makesi，但二人的观点差别实在太大了。到了大学才知道，原来他俩与涂尔干是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他们都对现代社会有自己非常深刻而独特的洞察。如果追溯起来，那篇讲座稿应该是最初的思想启蒙，后来在大学期间就沿着社会政治思想的道路一直阅读和学习。这些年自己做老师后还时常想起这件事，真切感受到韦伯‘莫名其妙’的影响辐射。谁能想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一篇讲稿，竟会改变一个千里之外小镇青年的人生道路呢！”如今，张新刚教授也不再抗拒把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整理出来做点儿社会化的普及工作，当然也尽量只谈自己有把握的研究，说不定就能成功影响某个角落的某个孩子。
张新刚教授真正对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感兴趣还是在大学期间，他的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当时，国际关系专业是在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所以他也上了很多政治科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读书方面，他开始跟随着课程阅读柏拉图、洛克等思想家的原著，研究生期间跟随当年那位讲韦伯的李强老师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在硕博期间也就一直在这个方向学习和读书，张新刚教授说：“研究生阶段还是最为关键的，因为需要从懵懂的兴趣转变为专业训练。除了专业方面的学习，我跟李老师学到最核心的一点是要关心政治本身，我们知道政治学有很多条路，但仔细考究会发现，并不见得所有的道路都是在研究政治。”巧合的是，他在牛津访学时的导师MichaelFreeden也是对这一点有很自觉的反思，他觉得politicalphilosophy和historyofpoliticalideas都成功地避开了研究政治，所以要找到研究政治本身的方法。在这个领域待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因为政治思想史关注的是政治秩序构建的根本性议题，任何人类共同体也都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大环境之中，理解西方秩序构建的历史与思想历程，对于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
谈及国内古希腊史研究现状，张新刚教授坦言：“晏绍祥老师对此有非常完整系统的梳理，也有专门的书和文章来总结，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古希腊史的研究总体状况还是集中在政治史的方面，譬如政治制度，雅典的民主制度，土地制度、宗教等等。目前的年轻学者很多，学术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学者们专业训练、语言文献各方面的训练也是不错的。当然，相比于国外研究来说，国内研究还是有很多可以开拓的领域。比如说对于古希腊法律、早期希腊历史，特别是城邦出现前后时期偏向考古方面的研究，因为资料、环境等方面的条件限制，研究很难进行，但是法律和社会结构等在未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方向。”
张新刚教授认为，国内研究最大的问题还是史料和材料问题，相比以前状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但是还需要很多专业的数据库，目前国内可能只有北大等极少数高校有购买相对完善的古典学数据库，这个还是需要加强的。“古希腊史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很多内容别人研究过了，很难挖掘新的研究点，有些问题很值得研究却缺乏材料。要想进入到专业领域，至少要学习古希腊语以及要熟悉国际上对古希腊研究比较好的国家的语言，语言是一个门槛。但如果不专门研究，看中文和英文的译本就够了，开卷有益，光是把经典的作品读一遍就会收获很多。”
新书问世，重温古今
今年张新刚教授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题目是《希望重新定义希罗多德这个作家》。张新刚教授认为：“希罗多德对人事和希波战争的探究方式和结论有很强的真实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些古代史家的写作方式与今天的史书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希罗多德，他讲了很多故事，像个说书人一样。但是如果看他自己的说法，希罗多德说他想记载那些伟大的事迹，以及探究希波战争的原因。希罗多德的探究方式很有意思，他不仅仅是在讨论一个战争的直接原因，而是有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他对于各个地区的地理环境、习俗以及习俗影响下人的想法、心智都有很细致的讨论。”
张新刚教授的新书《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基本上是原来在北大的通识核心课讲稿，当时的课程初衷是希望老师去带领学生直接阅读经典著作，深入理解人类文明，虽然学生来自不同专业，但课程要求是不亚于专业课的，甚至还要更严格一些。尽管内容很难，但是从最终的作业来看，大多数同学的学习态度和掌握能力还是很好的。出书只需要把文稿整理得比较正式，面向更广泛的读者。这本书的写作难点在于要结合专业研究与通俗性，表面上是在按照希罗多德《历史》的节奏和顺序去写，但是实际上有关《历史》原书的内容很多，需要反复挑选和确定主题，这些内容背后能够揭示一些更加深刻的、永恒性的问题。要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要使之与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下生活有关联，才能够借着希罗多德的眼光，去理解西方文明的源头或者希腊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另外，人文经典所讨论的问题是和每一个人相关的，任何时候去读都会感觉很亲近，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张新刚教授希望把这种东西传递给读者。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张新刚教授的学术背景是跨学科的，这种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是否存在于他的研究之中？他又是如何面对的呢？他坦言：“政治思想史本来就是学科交汇的产物，至少需要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训练，当然在各个主流学科里，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也有被视为异类的可能。我的个人感受是，跨学科并非简单地拼盘，而是在有一两个基础学科的扎实训练之后，能够开放地了解并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进程和成果。我个人的经历是从政治学来到历史学，求学中间很多时间都在听哲学系的课……”这些年他也积极地和其他方向的同事交流，另外也在北大文研院和浙大高研院等场合与不同学科的学者学习沟通，对他的视野拓展也非常有帮助，毕竟人文社科研究的终究是人和与人相关的事，而人恰恰是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总体来说，他觉得还是要以自身研究的问题意识为核心，根据研究对象来判断都需要哪些训练和素质，自己努力去补补短板。
张新刚教授提到，当下西方文化虽然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但也有不同时代的改造和演进。我们通常说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即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特别是古希腊文明，罗马的政治实践和法律传统，还有希伯来的启示传统，这都是影响西方文明脉络的重大文明基石。哲学史离了希腊是很难去讨论的，艺术等领域更是这样了。至于政治学，没有希腊城邦就压根儿不会有politics这个词，今天的政治学的很多基本概念和思维范式都要感谢古希腊人。伦理学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伦理学讨论无法越过的经典，虽然现代伦理学建立在个人自主性基础之上，但德性伦理学总在不断复兴。作为文明始初，希腊的样态往往会决定后世演进的路径依赖，当然如果人们后来遇到什么危机或困难也会找源头的麻烦。二战之后，很多人也在反思是不是希腊文明在根源上把西方带向一条不归路，所以很多思想家试图回到希腊文明的某个节点，重新开启一个新的西方文明的可能性。这种回环往复还会一直持续下去。（郭笑彤 赵晨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