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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世纪30年代，日本僧人圆仁跟随遣唐使来华学习佛法，前后历经九年。回到日本后，他将 这段时间写下的日记整理成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下称《行记》）一书。书中详 尽描绘了他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其真实性使得此书史料价值颇大。
　　作为亲历者，圆仁在书中详尽记录了发生在唐武宗统治时期的会昌灭佛事件，弥补了中国 史书中对这一事件记载的不足。从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那场所谓“会昌法难”的前前后后， 并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唐武宗有一个与正史不太一样的认识。
　　会昌灭佛是武宗朝施政的重头戏，圆仁亲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自己也因此被迫还俗并被遣 返回国，因而对会昌灭佛印象格外深刻，所以在《行记》中详细记录了事件一步步发展的全过程。尽管 其中充斥了对唐武宗的偏见和诋毁，但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关于会昌灭佛，两《唐书·武宗纪》和《资治通鉴》都以为其事发生在会昌五年（845年）、六年（846年），即会昌五年八月下诏灭佛，运动开始，到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去世，宣宗即位，随后发布终 止灭佛的诏书，运动结束。但是通过阅读《行记》，我们可以发现，早在会昌二年（842年）时，唐武宗 就已经开始着手发动排佛活动了。会昌二年十月九日，唐武宗下敕：“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练、咒术、 禁气、背军、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功、曾犯淫养妻、不修戒行者，并敕还俗。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 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行记》卷三），开始沙汰僧 尼。不过，由于大宦官仇士良的强烈反对，武宗将敕令执行的时间推后了一百天。另外，根据文中随 后提到的左、右街功德使的奏文称，会昌元年（841年）十月七日、十六日已有两道敕令要求以一定 标准勒令僧尼还俗，则说明早在会昌元年时，虔诚的道教徒唐武宗已有意利用国家意志排佛，但直 到会昌二年十月九日敕令后，左、右街功德使才依照标准统计出自愿还俗的僧尼人数。之所以会出 现这种情况，从仇士良当时及会昌三年（843年）时的表现来看，应是手握禁军的仇士良从中作梗， 而武宗由于元年时才即位一年有余（武宗开成五年，即840年正月即位），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势力 强大的宦官集团，所以才暂缓敕令的执行。到会昌二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武宗在李德裕、李绅等 人的辅佐下掌控了朝政，有能力对付宦官的掣肘，这才能够逐步贯彻自己的排佛主张，并最终迫使 仇士良辞官、自杀。
　　征讨泽潞的战争开始后，武宗朝廷又利用泽潞进奏官逃入佛寺之机，对长安寺僧再次进行 疏理，将“公案无名者，尽勒还俗”（《行记》卷四），并将打击范围扩大到各道州县。紧接着，在会昌 四年（844年）三月，武宗又下敕，禁止五台山诸寺、普光王寺、法门寺等存有佛指节的寺院进行供 奉和巡礼活动，同时对捐钱物给寺院来供奉佛指节的信徒也进行严厉处罚。也在这一月，随着武 宗对道教的日益迷恋以及“僧人灭唐”谶语的出现，长生殿内的佛像被武宗下令拆毁，宫中的佛 经也一并被焚烧，同时禁止城中寺院敲反斋钟，并限制僧人的行动。武宗这一系列的排佛活动， 虽然打击了佛教寺院，但却引起了信教百姓的抵制，以至于当年七月十五日供奉日那天，长安百 姓都无视武宗对百姓到兴唐观供奉的号召，拒绝去观礼、供奉，并颇有怨言。
　　随着平叛战争的旷日持久，唐政府的军费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将战争进行下去，以保持中央 的权威，武宗除了要求百官纳钱助军外，也向经济实力雄厚的寺院开刀，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运动，下令拆除天下不入官方寺额的各类兰若、佛堂，而被拆除的宗教场所里的僧人“尽勒还俗， 充入色役”（《行记》卷四），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也被波及。国子监学生、进士等有学问的人亦被 皇帝要求尊奉道教，却鲜有响应。
　　战争结束后，佛教成为武宗的最大敌人，《行记》记录了武宗决心灭佛时的言语，他说：“昭义已 破。今未除者，唯是天下寺舍。”（《行记》卷四）于是，在会昌五年三月，武宗下敕禁止寺院置庄园，寺 院财产要如实申报，所蓄养的奴婢也被分类剥夺，同时也扩大了勒令僧人还俗的条件，由神策军和 各级官府强制执行。
　　随着被勒令还俗的僧人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唐的各国僧人也未能幸免，凡是没有祠部牒的外国 僧人也被勒令还俗，圆仁及其随行人员即在还俗之例。也就在这时，还俗的圆仁等人被遣返回国，并 在途中目睹了会昌灭佛在全国推行的景象，如铜铁质地的佛像被销毁后收官，大量僧人还俗后被遣 返本贯，还俗僧人因生活无着而打劫乡村等。不过，尽管会昌灭佛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并未能在全国 贯彻，圆仁就在登州听说河北藩镇并未理会灭佛诏书，就连刚被唐廷收回的泽潞也在其中，而且很 快武宗就在会昌六年去世，宣宗随之继位，在佛教徒唐宣宗的推动下，佛教又在中国逐渐复兴起来。
　　《行记》除了详细记述了会昌灭佛的全过程，也记录了人们对于这场灭佛运动的反应。首先，大部分官员内心里对灭佛 是持反对意见的，只是碍于武宗淫威而未公开表达。因此，在圆仁被遣返回国的过程中，许多官员给他提供了方便，并让他 保留了本该没收销毁的佛教物品。其次，普通百姓也反对灭佛，那些寺院蓄养的奴婢当此之时表现得跟末日来临一般，市 井百姓对武宗重道轻佛也极尽嘲讽，有人就说：“祈雨即恼乱师僧，赏物即偏与道士。”（《行记》卷四）因而，灭佛之举并未得 到官员百姓的支持，这也是武宗一死，灭佛运动就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正因为灭佛未得到民意支持，所以产生了大量丑化武宗的谣言，而被灭佛运动伤害的圆仁将之记录了不少，这也算 是同病相怜吧。对武宗的丑化，多涉及武宗耽于道教，如敕令购买炼制长生药所需的稀奇古怪的材料、要求地方进贡儿 童来炼丹等。虽然武宗个性乖张，但仍是一个有较强政治判断力的君主，其与名臣李德裕的合作，也被后世称为君臣共 治的典范。因此，不管他是如何沉迷道教，也不至于以明诏的形式要求官员去做这些荒唐事，更何况还有李德裕等优秀 政治家辅佐。另外，当时拟诏权经过李德裕的改革已收归中书省，给武宗做这种荒唐事的机会就更小了。此外，弑杀郭太 后、预谋坑杀京城僧人等事，也应是反对者故意抹黑武宗而制造的流言，而圆仁不加审辨，以为信实地记录下来，反映出 圆仁明显的倾向性和狭隘性，这从他记录的关于施主的一些情况也能看出圆仁不是一个心胸豁达的人，所以有如此污 蔑武宗的流言记录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我们也应感谢他的这种性格，正因如此才使大量关于武宗的负面舆论能 够保存下来，便于我们掌握和研究当时的社会舆论情况。
　　尽管唐武宗在其短暂的执政期内有镇压藩镇叛乱，巩固中央权威和抵御回鹘扰边的政绩，在政治上算是有些作为， 但他也非唐太宗、唐宪宗那样的有为君主，其沉迷道教的行为深为后世所诟病，他的早逝也是大量服用丹药的结果。因 此，虽然《行记》对唐武宗有诬蔑的成分，但也反映出许多唐武宗的真实面貌。
　　另外，关于唐武宗的形象，在圆仁关于镇压泽潞叛乱事件中也有涉及。当时，由于平叛军集结在界首不积极深入，引 得唐武宗十分不满，不断派遣敕使前去催促。各军怕受处分，就捉界首附近的牧牛儿和农夫来充数，送到京城由神策军 斩杀示众。圆仁目睹了这一事件，记录下当时的惨状：“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行记》卷四）。尽管唐武 宗亲临杀俘现场观看时也有人诉说事情真相，但依然阻止不了要以血腥武力威慑方镇的唐武宗，杀戮还在继续，且十分 残酷，“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喫”，以致长安百姓皆云：“今年长安人喫人。”（《行记》卷四）杀俘示众这等惨事的 出现，是出于威慑方镇的政治目的，但在真相暴露后武宗仍然没有改弦更张，以儒家仁义王道主张来赦免这些无辜百 姓，而是杀戮依旧，这更彰显出唐武宗十分暴戾的性格。正因为如此，那些要将京城所有僧人坑杀的谣言也就并非空( 来风了。
　　透过《行记》的记录，我们不难发现，唐武宗是一个既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却又劣迹不断的君王。随着他的去世，佛 教势力重新抬头，而唐朝的国势则日薄西山，最终倒在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刀枪之下。